曹康林

曹康林

曹康林,男,中国纪实文学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策划师,武汉市作协会员,资深财经记者,大学教授,曾任《企业家》编辑部主任、知音集团《商界名家》记者主任、《武汉都市圈》主笔,发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通讯、随笔等作品300多万字,平均每月发表作品2至3万字。主要代表作品有《中国企业悲情调查:一个财经记者的采访手记》、《中国十大落难富豪》、《创业街》《生态位现象》(《位置为王》)、《中国女保镖》、《中国新闻黑幕》、《光谷真相》、《武汉城市批判系列报道》、《智谋与防身》等。《武汉都市圈》杂志栏目“重磅报道”主要作品有《东湖不高兴》《尴尬汉阳》《红安不“红”》《黄陂之惑》《狱中牟其中》《解密神农架》《太阳秭归》《钟鸣谁州?》《走三国》《“首富”江夏》《“创意大道”,创意改变洪山》《“陆羽”天门》《咸安·闲安》《创业街密码》《蕲州憾事》《玩赚武汉》等。

部分出版作品

《中国企业悲情调查:一个财经记者的采访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07.01)

《位置为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01)

《创业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智谋与防身》(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07.01)

曹康林

近年武汉都市圈杂志重磅报道文章

《东湖不高兴》(2010.04)

《尴尬汉阳》(2010.04)

《红安不“红”》(2010.04)

《黄陂之惑》(2010.05)

《狱中牟其中》(2010.05)

《解密神龙架》(2010.06)

《太阳秭归》(2010.07)

《钟鸣谁州》(2010.08)

《走三国》(2010.09)

《首富江夏》(2010.10)

《恩施发现》(2010.11)

《创意洪山》(2010.12)

《“陆羽”天门》(2011.01)

《咸安·闲安》(2011.04)

《创业街密码》(2011.05)

《蕲州憾事》(2011.06)

《水主洪湖》(2011.07)

《谁在改变武昌》(2011.08)

《“私奔”郧西》(2011.10)

《迷途武当》(2011.11)

《光谷智造》(2012.02)

《隐形桥都》(2012.05)

《玩赚武汉》(2012.06)

作品专家评价

悲情似火

——读《中国企业悲情调查》

湖北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谢丽萍

一本调查企业家悲情的书,却写得满纸是火。在书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眼泪,不是悲哀,而是那种不被悲情打倒,不被悲情屈服,在悲情中成长,在悲情中拼搏的企业家精神。读完《中国企业悲情调查》(简称《悲情》),我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们袭来,顿时,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震撼,这种震撼如同燧石在受猛烈敲打中飞溅出来的灿烂火花,又如疾风中的劲草,在风中显示着坚忍不拔的力量。

譬如,书中讲述的陈天南,他原是爱多集团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标共同投资4000元,生产VCD,三年创造了20亿元产值的神话,而不少人认为,这个“神话”是胡志标的功劳,陈天南在爱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后来 胡志标又想把他一脚踢开,以便一个人控制爱多,造成陈天南退股。由此,陈天南又遭世人指责,“爱多”的倒塌是因陈天南退股造成的。后来,尘埃落定,胡志标进了监狱,应该是陈天南洗冤的时候了,但陈天南却说:“胡志标虽然对我无情无义,然而,我并不想利用媒体来指责他。我和他都是农民的儿子,创业时以兄弟相称,然而,在爱多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分手了。后来爱多垮了,他进了监狱,我回到了家乡的小镇。我没有挂甲归田,而是总结爱多的教训,将爱多的余部重新组织起来,另起炉灶,花两年的时间,打造出了另一个“爱多”?中山市安得美卫浴产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u2018安得美u2019来证实爱多倒了,爱多的创业精神没有倒;胡志标倒了,陈天南站起来了。我想,新生的爱多?安得美,将会唤醒我和胡志标的那一份情,那一份义。我第一次到监狱看望胡志标的时候,我们两人相对无语,惟有泪千行。”

从陈天南的身上,我看到了企业家的“不倒精神”,因为他们是一种稀有人才,一种特殊人才,在任何环境中,他们都不会轻易倒下去,否则,他不是企业家。

1999年牟其中因“诈骗罪”而锒铛入狱,然而,“在牢里,老牟虽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为此,他订阅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五份报刊,在狱中熟读了马列著作,更熟读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时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继续思考和总结他的u2018研究课题u2019?u2018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u2019。他说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毛遂自荐,狱中请缨》的文章,大意是:请中央指派一个部门领导南德u2018后续的实验u2019,即南德全资自费创办u2018南德世界大学u2019,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将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报告中对学校的宗旨、师资的选择、学生的来源、课程的设置到学生创业安排,创业之后的股份分配、资产增长评估等都有详尽的分析。他说他要再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建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要十亿美元。他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领导的企业做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失败了,也只是我们几个人生死荣辱的事情。我连死刑都判过,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了我,我为了改革开放路线,还有啥舍不得的呢?”

《悲情》借用牟其中诉讼代理人夏宗伟的口气说:“每次到监狱,我见他的情绪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办,然而都不能办。他还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施展着他作为职业企业家的才华。记得在2002年,大约全国人大召开前后,对如何改善湖北的投资环境,发展湖北经济,舞活湖北中部崛起的龙头?武汉,成为各级领导和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虽在此次牢狱之前,老牟只是非常短暂地来过武汉两次,但如今身陷大牢的他,仍然没有褪掉商人本色。一谈起武汉的建设和发展,他就忘掉了大墙内的寂寞,心情特别兴奋。他曾对管教干部谈起:对武汉建设,我有个建议?可利用武汉的天然优势,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内陆的威尼斯。湖北素有u2018九省通衢u2019、u2018千湖省u2019之美誉,长江、汉江贯穿武汉三镇中心,周边湖泊不计其数。武汉具备了威尼斯的自然条件,却没有成为威尼斯。如果把东湖、汤逊湖、沙湖等主要湖泊与长江、汉江打通连接在一起,把死水变成活水;把不能与江水相连的湖彻底改造,那武汉就变成了中国内陆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资环境、旅游资源等就会被充分地挖掘和得到利用,湖北的龙头岂不就活了?……”

在监狱里,牟其中还表示,他要把过去几十年的奋斗,当成学习的过程和经验的积累,去实现他的三个目标:一是除开三年的恢复期以外,十年之内他会建成排列世界十强的一家企业;二是办一座实习、研究智慧文明时代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学;三是写一本关于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著作。他说他在1980年,仅以借来的300元人民币创办南德,第二年的经营规模便超过了100万元。1984年,他第二次平反出狱,公司变成了废墟,还留下了五万元的债务。不久,他又在负五万元的起点上,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飞机易货贸易业务,接着又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这一次,他将从负3亿元人民币的起点上起步,他的感觉不是担心,而是感谢命运又给了他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他感到一种临危受命的激动……21世纪初,石油大王、钢铁大王能做到的事,今天东方的牟其中可能做得更好!

在这里《悲情》把牟其中写得非常真实。牟其中是一个爱做“美梦”的人,他没有想到为了追求这些“美 梦”,他已经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来整整10年的日子,36岁第一次坐牢,现在63岁。放下“美梦”,可能轻松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样去追赶烈日,宁愿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残酷游戏?费尽千辛万苦将一块石头推到半山腰,正在他为暂时的胜利而兴高采烈时,竟失手让巨石滚落山下,然后,他又奋力继续往上推……

有人说,牟其中的“美梦”是“乌托邦”,然而,“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干枯,人间剩下的只是平庸、绝望无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语);“世界地图上如果少了u2018乌托邦u2019这个国度,整个地图就不堪一顾”(一位诗人言)。老子的“弱国寡民”,庄子的“遁世逍遥”,佛教的“极乐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不都是“乌托邦”吗?

我们读了《悲情》,我们觉得牟其中应该算一个企业家,而且是难得的企业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企业家,我们不能只看个人命运如何,功德是否圆满,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么新鲜有益的东西,在历史上有无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结局如何,历史都不会抹杀牟其中的名字,悲剧往往比喜剧更深刻,更有价值。没有千千万万失败企业家奠基,就没有千千万万成功企业家的丰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失败企业家。

尽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没有一家媒体说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称他为“铁窗企业家”。

在“铁窗企业家”中,《悲情》还介绍了武汉大江信用社董事长周训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气要小得多,但因为他当年承包幸福集团的信用社造成“挤兑风潮”,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湖北,人们可能不知道周训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团那场惊动了中央领导人的“挤兑风潮”,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因为平息那场“挤兑风潮”,武汉动用了上千名警察。

书中介绍,在监狱里,周训和写了100多万字的文章,还写了一本新产品策划方案,刑满后,他要把这个产品做到100个亿。从《悲情》中,我们了解到,周训和小时候因家里穷,没有钱读书,后来有了很多钱,又没有时间读书。为了填补“无缘读书”的遗憾,周训和曾拿出很大一笔钱资助了教育事业:捐资300万元在他的家乡红岭村兴建延华光彩小学,捐赠100万元给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完善教学设施,赞助随州30万元办学,资助湖北美术学院20名学生读完大学……他曾想过,待延华集团做大以后,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进修,没想到现在是在铁窗下来实现这一梦想:监号里没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制成针,把棉絮的连结处缝好,制成高1米、直径30厘米、顶部垫上一块圆形纸板的“写字台”:与此同时,又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老板椅”。在这里,他读了很多书籍和报刊,也写出了不少“随想”。读书、写作累了,他就去欣赏蚂蚁?蚂蚁的觅食场面,能把他带进他熟悉的汉正街的商战环境……

接触“铁窗企业家”,给人的感觉不是凄凉,而是悲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监狱看成是“停业整顿”、“继续学习”的一所学校,随时准备出狱后,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诉我们,重打江山,并不容易。《悲情》里的陈远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陈远豪是金天集团董事长,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正在他准备把自己的纺织企业做成“中国第一大”的时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两年零十个月。办案人员对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象出来的,后来他无罪释放,可以说是一场“死里逃生”。走出监狱后,他的悲情并没有减轻,第一,他没有被恢复董事长的职务;第二,办案人员用了他100多万元私款,没有退还给他。他虽然被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当总经理,然而,当时他是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情离开天门的。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金天集团”,然而,当他出狱的时候,“金天”已经被卖了。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辞职去了安徽一家棉纺厂,不久又离开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这样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辞职,心中只有一个追求? 一定要寻找一个适合自己打拼的舞台,找回曾经失去的辉煌!

有人说悲情都属于失败者,然而,在《悲情》中,我们却看到了成功者的“悲情”。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汉,”格力集团总经理董明珠说,“那一刻,我为我的孩子流泪了,万一我有个什么,他还这么小,要一个人生活该是多么困难!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强,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个男人一样,我不为自己后悔,但确实愧对孩子。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妇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因为忙,我这一年来几乎没什么时间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这一次我病倒后,孩子坐飞机到武汉来看我,见面后,儿子非常懂事地对我说:妈妈,你安心养病,我会听话,你不用操心。儿子才12岁,但对我却是这样理解。在孩子离开我时,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小小背影,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内心感受非常复杂,眼睛一闭,孩子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如果这次好不了,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着书中写到:“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医院的阳台上,凝望着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她发现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远离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人生不能两全,成功的背后总是有遗憾,这究竟是现实环境的局限还是个人能力的局限,她说不清。但她不会动摇她的理想追求,要为格力创辉煌。”

随后是作者大发感慨:没有见到董明珠,我很想当“董明珠”;见到董明珠后,我想当“董明珠”的勇气突然消失。这时,我才知道,中国家电为什么只有一个“董明珠”。

一个企业家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么,因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负力。然而,当一个企业家的辉煌已经过去,你还是昨天的企业家的时候,你如何走过今天?

《悲情》还讲述了曾经以“满负荷工作法”闻名全国的张兴让。他已经68岁了,仍然是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仍然每天推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去上班,每月工资只有520元,就连“五一”节他都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厂里值班。他还想,等他的厂经过改制变成股份制公司后,他便退到二线,以后的空余时间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在企业呆惯了,一在家就浑身不舒服,一上班什么病都没有了。对于张兴让来说,有了企业,也许使他变得沉重;没有企业,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从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家注定是一匹负重的骆驼!”

大名鼎鼎的作家张贤亮,也是《悲情》讲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认为张贤亮靠自己的名气创办西部影视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并非如此,张贤亮创办影视城也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因为企业办得越好,麻烦事也就越多,如当地有权势者打影视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围的地以十几元一亩,全包给自己家人种树,准备向他要土地转让费;还有“地头蛇”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张贤亮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头,他家有几口人就让他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

当地政府部门也有人见张贤亮操作得好,呼吁收回国有,说不能成为张贤亮的私有财产。  还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楼、饭店、疗养院,白白的瓷砖贴过的现代化墙壁,破坏了古堡周边的荒凉环境。

张贤亮悦:“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牧马人》里的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绿化树》里的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有人说我能成功是因为我是大作家,影视界都来捧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应。其实,名人效应只在开始阶段有用,一说张贤亮搞影视城,几千万读者可能会关注这个项目。但名人效应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我经营初期不会那么艰难。譬如,很多人都说商人有u2018原罪u2019,而我作为商人是一点罪都不敢有的,为什么?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将仅有的那点靠写作积攒出的名声毁掉。我不敢贿赂官员,不敢偷税漏税,在没具体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遵守良心与道义上的规则。别人一桌酒就能办到的事,我要绕一大圈经过长期的等待才能办到。在具体事情上,我的那点u2018名u2019都是虚的,比如我说u2018我是张贤亮,把这个无形资产押在银行吧u2019,人家会贷款给我吗?在上级官员眼中我是要服从的下级,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钱的老板,我要能给他利益他才会听我的。”

读《悲情》中的张贤亮,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在夕阳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西方人讲:美与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伟大。

中国古代传说:20岁的美女庆都在阴风凄惨、雷雨交加的荒野中与一条狰狞的赤龙交媾,14个月后,生下了理想的仁德圣君:尧。

其实,美与悲情结合,同样可以产生伟大。如果一个悲情企业家没有爆发出崇高的精神之火,那是因为他的悲情没有与美结合。

在悲情企业家面前,一般显示着三条路:

一条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袭击,逆来顺受,任其风吹浪打去,如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河南首富乔金岭等都是自杀身亡的企业家。

一条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袭来,立即采取回避措施,逃离工作对家庭的压榨,解脱财富对心灵的扭曲,回归田园生活。如浙江余杭一家民营蜜饯厂的老板,自称是“中国式装在套子里的人”。他怕周围的人起“杀富”之心,人为地限制企业的发展,不做广告,远离媒体,只做低调营销。

一条是生龙活虎之路。让悲情像火一样的燃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他们来说,悲情不是泪,不是冰,不是雪;悲情似风,似电,似火。像陈远豪、董明珠、张贤亮……他们向我讲述悲情时,我没有看到一滴泪水,没有看到一丝悲伤,而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火

二条焰在向我扑来?那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在燃烧!

《悲情》之所以动人,一是文笔生动,二是情节感人,三是字里行间跳动着思想火花。看完《悲情》,我们突然发现:企业家都是冒险家,都是爱挑战极限的人,他们不断把自己抛向绝境与极限,又在极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巅峰体验。作为个体,他们未必是为“冒险”而生,为“挑战”而来,但作为群体,他们都似乎承担着人类的某种使命,无论是成功与失败,都在书写一部不朽的《创业史》。

一部解剖中国企业家心灵的书

——评《中国企业悲情调查》

文/ 叶满堂

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讲述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的危情报告,书中讲了19位中国著名企业家令人辛酸的悲情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翁,涉及到中国企业的各个行业,他们的悲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图谋“企业帝国”进了监 狱,有的因企业失败而到处流浪,有的因改制而下岗,有的因急功近利而丢掉了性命,有的因抢占一个市场高地而牺牲了家庭,有的因继承“王位”背负重大压力……他们痛心,但未死心,且献身企业的精神支柱没有倒塌,即使是失败了,也不放弃“东山再起”的希望。读完《中国企业悲情调查》(简称《悲情》),我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们袭来,这种力量虽然是悲壮的,但给人却是向上的。

譬如,书中讲述的陈天南,他原是爱多集团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标共同投资4000元,生产VCD,三年创造了20亿元产值的神话,而不少人认为,这个“神话”是胡志标的功劳,陈天南在爱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后来胡志标又想把他一脚踢开,以便一个人控制爱多,造成陈天南退股。由此,陈天南又遭世人指责,“爱多”的倒塌是因陈天南退股造成的。后来,尘埃落定,胡志标进了监狱,应该是陈天南洗冤的时候了,但陈天南却说:“胡志标虽然对我无情无义,然而,我并不想利用媒体来指责他。我和他都是农民的儿子,创业时以兄弟相称,然而,在爱多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分手了。后来爱多垮了,他进了监狱,我回到了家乡的小镇。我没有挂甲归田,而是总结爱多的教训,将爱多的余部重新组织起来,另起炉灶,花两年的时间,打造出了另一个u2018爱多u2019?中山市安得美卫浴产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u2018安得美u2019来证实爱多倒了,爱多的创业精神没有倒;胡志标倒了,陈天南站起来了。我想,新生的爱多?安得美,将会唤醒我和胡志标的那一份情,那一份义。我第一次到监狱看望胡志标的时候,我们两人相对无语,惟有泪千行。”

从陈天南的身上,我们发现企业家是不会轻易倒下去的,否则,他不是企业家。

1999年牟其中因“诈骗罪”而锒铛入狱,然而,“在牢里,老牟虽是自由的奴隶,却是时间的富翁。为此,他订阅了《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五份报刊,在狱中熟读了马列著作,更熟读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时也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继续思考和总结他的u2018研究课题u2019?u2018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u2019。他说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毛遂自荐,狱中请缨》的文章,大意是:请中央指派一个部门领导南德u2018后续的实验u2019,即南德全资自费创办u2018南德世界大学u2019,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将以经营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报告中对学校的宗旨、师资的选择、学生的来源、课程的设置到学生创业安排,创业之后的股份分配、资产增长评估等都有详尽的分析。他说他要再造三个“国际特区”,一个建在中国,一个建在俄罗斯,一个干脆建在美国!起步阶段的投资金额,至少要十亿美元。他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领导的企业做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失败了,也只是我们几个人生死荣辱的事情。我连死刑都判过,是改革开放路线救了我,我为了改革开放路线,还有啥舍不得的呢?”

《悲情》把牟其中写得非常真实。牟其中是一个爱做“美梦”的人,他没有想到为了追求这些“美梦”,他已经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来整整10年的日子,36岁第一次坐牢,现在63岁。放下“美梦”,可能轻松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样去追赶烈日,宁愿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残酷游戏?费尽千辛万苦将一块石头推到半山腰,正在他为暂时的胜利而兴高采烈时,竟失手让巨石滚落山下,然后,他又奋力继续往上推……

有人说,牟其中的“美梦”是“乌托邦”,然而,“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干枯,人间剩下的只是平庸、绝望无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语);“世界地图上如果少了u2018乌托邦u2019这个国度,整个地图就不堪一顾”(一位诗人言)。老子的“弱国寡民”,庄子的“遁世逍遥”,佛教的“极乐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不都是“乌托邦”吗?

我们读了《悲情》,觉得牟其中应该算一个企业家,而且是难得的企业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企业家,我们不能只看个人命运如何,功德是否圆满,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么新鲜有益的东西,在历史上有无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结局如何,历史都不会抹杀牟其中的名字,悲剧往往比喜剧更深刻,更有价值。没有千千万万失败企业家奠基,就没有千千万万成功企业家的丰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失败企业家。

尽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没有一家媒体说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称他为“铁窗企业家”。

在“铁窗企业家”中,《悲情》还介绍了武汉大江信用社董事长周训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气要小得多,但因为他当年承包幸福集团的信用社造成“挤兑风潮”,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湖北,人们可能不知道周训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团那场惊动了中央领导人的“挤兑风潮”,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因为平息那场“挤兑风潮”,武汉动用了上千名警察。

书中介绍,在监狱里,周训和写了100多万字的文章,还写了一本新产品策划方案,刑满后,他要把这个产品做到100个亿。从《悲情》中,我们了解到,周训和小时候因家里穷,没有钱读书,后来有了很多钱,又没有时间读书。为了填补“无缘读书”的遗憾,周训和曾拿出很大一笔钱资助了教育事业:捐资300万元在他的家乡红岭村兴建延华光彩小学,捐赠100万元给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完善教学设施,赞助随州30万元办学,资助湖北美术学院20名学生读完大学……他曾想过,待延华集团做大以后,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进修,没想到现在是在铁窗下来实现这一梦想:监号里没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制成针,把棉絮的连结处缝好,制成高1米、直径30厘米、顶部垫上一块圆形纸板的“写字台”:与此同时,又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老板椅”。在这里,他读了很多书籍和报刊,也写出了不少“随想”。读书、写作累了,他就去欣赏蚂蚁?蚂蚁的觅食场面,能把他带进他熟悉的汉正街的商战环境……

接触“铁窗企业家”,给人的感觉不是凄凉,而是悲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监狱看成是“停业整顿”、“继续学习”的一所学校,随时准备出狱后,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诉我们,重打江山,并不容易。《悲情》里的陈远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陈远豪是金天集团董事长,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正在他准备把自己的纺织企业做成“中国第一大”的时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两年零十个月。办案人员对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象出来的,后来他无罪释放,可以说是一场“死里逃生”。走出监狱后,他的悲情并没有减轻,第一,他没有被恢复董事长的职务;第二,办案人员用了他100多万元私款,没有退还给他。他虽然被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当总经理,然而,当时他是怀着一颗痛苦的心情离开天门的。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亲手打造的“金天集团”,然而,当他出狱的时候,“金天”已经被卖了。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伊莱克斯电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辞职去了安徽一家棉纺厂,不久又离开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这样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辞职,心中只有一个追求? 一定要寻找一个适合自己打拼的舞台,找回曾经失去的辉煌!

《悲情》中的企业家,几乎都信奉着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是什么,而是你希望成为什么。”因此,他们工作起来充满激情,不知疲倦……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汉,”格力集团总经理董明珠说,“那一刻,我为我的孩子流泪了,万一我有个什么,他还这么小,要一个人生活该是多么困难!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强,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个男人一样,我不为自己后悔,但确实愧对孩子。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妇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因为忙,我这一年来几乎没什么时间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这一次我病倒后,孩子坐飞机到武汉来看我,见面后,儿子非常懂事地对我说:妈妈,你安心养病,我会听话,你不用操心。儿子才12岁,但对我却是这样理解。在孩子离开我时,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小小背影,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内心感受非常复杂,眼睛一闭,孩子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如果这次好不了,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着书中写到:“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医院的阳台上,凝望着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她发现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远离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

一个企业家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么,因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负力。然而,当一个企业家的辉煌已经过去,你还是昨天的企业家的时候,你如何走过今天?

《悲情》还讲述了曾经以“满负荷工作法”闻名全国的张兴让。他已经68岁了,仍然是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仍然每天推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去上班,每月工资只有520元,就连“五一”节他都没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厂里值班。他还想,等他的厂经过改制变成股份制公司后,他便退到二线,以后的空余时间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说,在企业呆惯了,一在家就浑身不舒服,一上班什么病都没有了。对于张兴让来说,有了企业,也许使他变得沉重;没有企业,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从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家注定是一匹负重的骆驼!”

大名鼎鼎的作家张贤亮,也是《悲情》讲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认为张贤亮靠自己的名气创办西部影视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并非如此,张贤亮创办影视城也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因为企业办得越好,麻烦事也就越多,如当地有权势者打影视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围的地以十几元一亩,全包给自己家人种树,准备向他要土地转让费;还有“地头蛇”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张贤亮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头,他家有几口人就让他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当地政府部门也有人见张贤亮操作得好,呼吁收回国有,说不能成为张贤亮的私有财产。还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楼、饭店、疗养院,白白的瓷砖贴过的现代化墙壁,破坏了古堡周边的荒凉环境。

张贤亮悦:“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牧马人》里的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绿化树》里的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有人说我能成功是因为我是大作家,影视界都来捧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应。其实,名人效应只在开始阶段有用,一说张贤亮搞影视城,几千万读者可能会关注这个项目。但名人效应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我经营初期不会那么艰难。譬如,很多人都说商人有u2018原罪u2019,而我作为商人是一点罪都不敢有的,为什么?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将仅有的那点靠写作积攒出的名声毁掉。我不敢贿赂官员,不敢偷税漏税,在没具体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遵守良心与道义上的规则。别人一桌酒就能办到的事,我要绕一大圈经过长期的等待才能办到。在具体事情上,我的那点u2018名u2019都是虚的,比如我说u2018我是张贤亮,把这个无形资产押在银行吧u2019,人家会贷款给我吗?在上级官员眼中我是要服从的下级,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钱的老板,我要能给他利益他才会听我的。”

读《悲情》中的张贤亮,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在夕阳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鸿仪系”的领军人物鄢彩宏,在资本市场里圈了不少钱来构建自己的产业帝国,然而,他却不知道“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里,要进行成熟的资本运作,先天就存在很多缺陷”。他经不起“资本来钱快”的诱惑,而去火中取栗,结果酿成悲剧。有人说他是开着一辆资本运作的奔驰车,却在崎岖不平的市场小道上行驶,能跑出什么样结果呢?他完全不知道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要进行资本运作必须要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悲情》还深刻地剖析了国企老板失败的心理因素?经营者的付出与报酬不对等。如活力28的衰退、健力宝的风就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德曼也认为:“中国企业家太穷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国企业”。据国际管理顾问公司太平洋国际(Ttowe Perrin)最近进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薪为:美国106万美元,英国70万美元,法国60万美元,德国41万美元,瑞典35万美元。而中国企业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元人民币左右,有的还低于这个数。在一个产权不清晰的经济模型中,不管马儿跑多快,给马儿吃的草就那么多,因此循规蹈矩做国有企业的“老板”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悲情》还告诉我们,在中国企业中,还有一种悲情是经营方法上的原因。这些企业家们习惯于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这种从计划经济母胎中继承的“养儿情结”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不清楚,企业不仅是市场中的一个主体,更是市场中的一个商品。企业家必须实现从“企业经营”向“经营企业”的转变,也就是说必须把企业当“猪”来养,而不能当“儿子”养。《悲情》中的有些搞创业投资的企业家投资为什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投资项目当“儿子”来养了,没有尽快将其孵化成熟卖出去。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企业角色转变为“猪”,把自己的角色转变为“养猪专业户”,他们就可能会避免悲情的产生。

西方人讲:美与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伟大。在悲情中不倒的企业家也是一种伟大。  有人给悲情企业家归纳了了三条路:一条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袭击,逆来顺受,任其风吹浪打去,如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河南首富乔金岭等都是自杀身亡的企业家;一条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袭来,立即采取回避措施,逃离工作对家庭的压榨,解脱财富对心灵的扭曲,回归田园生活,如浙江余杭一家民营蜜饯厂的老板,自称是“中国式装在套子里的人”,他怕周围的人起“杀富”之心,人为地限制企业的发展,不做广告,远离媒体,只做低调营销;一条是生龙活虎之路?让悲情像火一样的燃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悲情》中的陈远豪、董明珠、张贤亮……

《悲情》之所以动人,一是文笔生动,二是情节感人,三是字里行间跳动着思想火花,四是作者视角独特。《悲情》给我们的受益是多维的,既让我们了解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又给我们标出了中国企业失误的陷阱,还对中国企业家文化进行了批判。我们在看《悲情》故事的同时,我们的大脑也在接受一次圣洁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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