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为何不喜欢像你这样的下属?

2018-03-25    上下关系    【本页移动版】

做一个不顺从的人

我虽然做栏目制片人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但在我做《东方时空》牵头人的后期,我越来越为一种现象被大家习惯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编委会开会之后,半屋子的年轻同事,没人对形成的选题及操作方法提出异议,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分配任务然后去执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开完会之后我发问:“为什么你们永远不说不?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表达愤怒?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不,应当这么做!”

年轻的编导们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为何如此这般。认领任务然后完成,天经地义,还有什么错吗?难道一群制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轻的同事还可以争取并改变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说句实话,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与无奈,我时常会想到十多年前时的工作氛围,想起自己的成长,以及一路争吵所走过的道路。做事的时候做事,做人的时候做人,两面都没耽误,争吵的同事,反而拥有着至今难忘的真挚情意。

说起来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东方时空》正式开播的前一天,在《东方之子》内部,就发生了我与制片人时间之间的争吵。为的是我希望按原计划开会制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而不是临时高兴把酒言欢迎接新的同事,当时的我一怒之下甚至准备卷铺盖走人。然而,这样的争吵在当时是常态,制片人时间与同事们以及整个栏目组都非常适应,一番脸红脖子粗之后,会议按原计划召开,风雨过后照常前行。

其实,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各个栏目组这样的争吵天天都有,大家对事不对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同时栏目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事情与自己有关。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节目影响力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评论部成立之后没多久,我得了一个外号“白文萨”,创意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起因是,当时的评论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员也带来新的问题,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

于是,我挑头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一起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讨论权益问题。有趣的是,面对这一草台班子,孙玉胜们竟真的答应,并一本正经地举行了对话。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于是有好事者,给我起了个“白文萨”的绰号。

可能是惯出来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在这样一种相对平和民主的气氛中,“平等”,这一被写进新闻评论部部训的关键词,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卫。而当它成为一种追求和生存的环境时,没人会担心或畏惧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而且,也真不会。反而是沉默无声,没什么真知灼见,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从我进电视台起,这十几年,从来没进过两任台长的办公室,从杨伟光到赵化勇。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找的,认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连新闻中心主任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谢这些领导,也坚信着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于做事来说,太难得。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或许,就像现在的人们怀念天曾是蓝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谱的,人与人曾是互相帮助的一样,难道将来我们也要怀念:办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时常脸红脖子粗是可以制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认真的,没有什么是与自己无关的,真理是常被人捍卫的,而和谐不是没有争论的,说真话是被人尊敬并欢迎的?

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词里的两句话,一直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后者。今日,莫非这担心已不再是担心,就像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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