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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围的夜与雾》观后感

2013-07-26 观后感  

  彼此相爱,但不要让爱成为束缚,让爱成为奔流于你们灵魂海岸间的大海。

  ——纪伯伦《先知》

  母权制被推翻,恩格斯称之为“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1972)当代女性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女权主义高涨。是否女性能像当年男性获得家庭、社会主导权一样在这样一场运动中获得家庭、社会的主导权。《天水围的夜与雾》中整个家庭同归于尽,似乎暗示了这样一个方向,至少过程和结果不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男人可以不必因为妻子的反抗(妻子反抗是面临社会压力的)使自己身陷绝境。当然,这只是电影,我在这里也不是倡导或者控诉男权主义,我只是想厘清其中关系。

  片中“压迫”妻子晓玲的丈夫李森,之前是受前妻“压迫”的(从李森与前妻所生儿子的话中可知)。而晓玲在反抗丈夫压迫的过程中,也试图寻求外界力量的干预,以便对丈夫也施与类似“压迫”的力量——比如晓玲谎称丈夫对两个女儿性侵犯以图政府干预丈夫企图控制自己的行为。

  “当一种行为阻止他人成为更完美的人时,这种行为就构成压迫行为。”(江发文,20XX)“不公正的秩序(剥削、压迫、异化等等)扭曲了人追求更完美的人的使命,导致非人性化。”(江发文,20XX)李森被前妻压迫而非人化,晓玲被李森压迫而非人化。“在这样不公正的秩序下,压迫者是得利者,他们形成强烈的占有意识”,(江发文,20XX)李森非常反感妻子出去打工挣钱。并且为了缓和被压迫者会跑出“虚假的慷慨”,即试图“在不改变被压迫者软弱的情况下去“削弱”压迫者的权势”,(弗莱雷,20XX:14)如李森在社工面前给妻子跪下认错。但“这种假慈善不仅根源于不公正的秩序,同时进一步维系了这种秩序。”(江发文,20XX:228)晓玲被李森带回。

  被压迫者是打破秩序的动因,但他们的“抗争并不总是意味着解放,因为公正的秩序不仅导致被压迫者物质上被剥夺。也导致了被压迫者思维结构上的依附性,以至于在充满压迫现象的现实生活中,他们设法认清这种现实。”(江发文,20XX)因此,“在斗争的初始化阶段,被压迫者不是为解放而斗争,而几乎总是想让自己成为压迫者,或“次压迫者””,(弗莱雷,20XX:3)所以晓玲对李森施以压迫。“被压迫者也就形成了人性二重性;对自由既怨恨有执迷。”(江发文,20XX)这样,被压迫者挣脱压迫必然需要一个教育者。在片中社工理应充当这一角色,但事与愿违。

  庇护中心社工在两次休假中与案主晓玲错过,而晓玲接触到的社工似乎更像是调停员,只要双方在任何一点上有和好迹象便抓住力促和好,却不顾一方极力的反对。此处引发了对于社工的伦理思考:1、没有建立专业关系但可能建立专业关系的案主,社工是否应当主动建立专业关系?即庇护中心的社工在得知晓玲的遭遇后(社工对晓玲两次进庇护中心应当有所了解),是否应当主动找到妻子进行帮助?我们从感情出发理所当然认为应当主动建立。但是社工似乎很在意“接案”的仪式,当场的同意似乎才意味着同意。2、政府聘用的社工是完成所依靠组织的目标还是完成政府提供的案主的目标?即片中社工师应当履行政府的目标还是完成晓玲和李森的目标?并且此处由政府提供案主给社工似乎并不符合社工伦理“接案”案主自决权,片中的情形并未到强制介入的阶段。案主为两个人,是个案工作还是家庭社会工作?政府的社工似乎倾向于家庭社会工作,只要完成政府的目标即可,而非完成案主目标。案主的问题未予以澄清,甚至连案主的目标是什么都未了解清楚。如此建立的关系并非专业关系。这里的社工更像是居委会干事,仅仅挂着社工的牌子!

  我是认为庇护中心的社工应该主动寻找案主晓玲建立专业关系,这样,后果或许不是电影的结局。而对于假社工则是批判的。政府的社工僭越了社工自身的目标,变成了政府的工具,失去了社工“爱”的灵魂,仅仅披着“爱”的谎言的皮,这是悲哀的!社工应该怎么建立自己的依靠和组织呢?这不属于本文范畴,在此不做讨论。

  那么我设想一下自己是庇护中心的社工,我应当在事态恶化前对晓玲进行社工帮助,这似乎像“马后炮”,但是在建立专业关系前我们必须对晓玲的基本资料予以了解,最重要的是抓住晓玲移民的身份。“所有移民在定居、适应和融合过程中都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压力。”(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20XX)这些压力包括“生存议题、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20XX)生存议题涉及满足移民的即时需要,包括住房、工作。晓玲希望获得自己独立的综援、住所,希望独立生活,以寻求“意义”,“寻求意义对于香港移民妇女应对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何雪松,20XX)然而李森阻挠晓玲,晓玲感到失落。文化差异在母亲回答女儿的话中可见一斑:“晓玲啊,他打你你要忍着,-------我这么多年还不是被你爸打过来的-------”传统的男权思想和现代的男女平等思想在晓玲脑海中形成冲突,并且作为从内地农村来的晓玲遭受着李森儿子(当然包括其他人)的歧视   ——骂她是“川椒鸡”。晓玲是满怀过幸福日子的思想到香港,现实给她以极大的挫折,她感到不安,转而以梦表达:晓玲在一片被大雾笼罩的竹林中向前走,似乎没有方向,但是很快乐。竹林的原型是她家乡的竹林,这其实表明暗地里她是向往拧紧美好的家乡生活的,她其实很想回到家乡过日子。

  片中信息太多,近理清部分,其他的如政府机构的运作、社会福利制度即“综援”制度运作、城市人际关系、儿童心理等等太多太复杂,需要继续学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