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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援助让大学生学有所用

2016-11-01 就业形势  

  2011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预计将达660万人,就业总量的压力非常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办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记者会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也明确表示,“我们仍然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放在整个就业工作的首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帮助大学生尤其是困难大学生,成为当务之急。

  眼下正是大学生毕业求职的关键时期。高校毕业生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援助也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就业援助的社会意义何在?如何开展大学生就业援助?为此,记者日前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黎煦。

提供就业援助需对症下药

  记者:大学生就业难已不是一个新话题,昔日的天之骄子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那么,我国为何会存在大学生就业难?分析原因,该如何提供就业援助?

  黎煦: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现象,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早已司空见惯。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并不是大学生总量太多,而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业援助就显得不可或缺。

  结构性失衡表现在地区结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专业结构等多个方面。比如地区结构的失衡:广大的农村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并不愿意进来,即使进来了,也经常留不住。而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就业岗位有限,却又云集着大量人才, “人才过剩”的表象应运而生。层次结构的失衡:学历层次越高初次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但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相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明显要低得多,所以,不同学历层次上的就业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科类结构的失衡:在各个科类中,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有着明显的反差,教育、考古、历史、社会等专业的学生近年来都遭遇了较重程度的就业难,而理工科学生的就业则相对要容易。正因如此,我们在提供就业援助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一一对症下药。

  记者:与农民工、就业困难群体不同,大学生就业援助活动的必要性有哪些?

  黎煦: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社会整体就业压力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出现的社会现象。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660万人。人社部预计, “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如果考虑历年累积的未就业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更加庞大。而我国每年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约为1000万人,大学生、农民工两大群体人数渐趋持平。虽然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就业质量,明显要高于农民工,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一块土地依靠,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社会风险更加严重。

  除此之外,从家庭以及个人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张,直接威胁了相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与保障。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问题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大学生、农民工与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有共同点,如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开展就业推荐、举办专场招聘会等。然而,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就业问题受知识结构、就业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心理、生理、学习成绩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大学生就业援助,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要求更高。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大学生不工作,很可能是不愿工作,打算考研或出国,退出劳动力市场,变为 “非经济活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就业援助,首先核定有强烈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大学生、残疾大学生,也是有必要的。

就业援助可借鉴他国经验

  记者:我国各地都在进行大学生就业援助活动,免费开展就业推荐、就业培训实习、就业信息和专场公益招聘会等服务。您认为我国大学生就业援助应如何进行?

  黎煦: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 “学非所用”,即专业背景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从宏观层面看,是就业市场与教育市场没有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门、人社部门需健全大学生就业协调机制,形成合力。从目前来看,有两项工作可以做,一是职业技能培训,二是就业见习,把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校园,提升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除此之外,就业信息的统计和整理也应该向校园延伸。这方面可以向日本借鉴。日本高校为学生收集和提供详尽的职业指导和就业信息资料。比方说,奈良一家中小企业招聘5名文职人员,在电脑上可以看到非常详尽的岗位信息和招聘要求,信息的真实性经过政府部门的核实,类似于我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过程。另外,企业每一个岗位历年的招聘人数、报名人数、招聘结果、被录用者姓名以及毕业院校,都被整理成厚厚的一本图书资料,提供给找工作的大学生参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有的放矢,找到最匹配自己的岗位,在时间和精力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我国大学生就业援助也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更需要自身长期实践和摸索。

援助要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记者:现在基层对大学生有较大需求,部分大学生受传统择业观念的影响,不愿到基层去。在就业援助中,是不是应该着重培养大学生新的就业观念?

  黎煦: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在经济学界不乏其人,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认识。 “所谓就业难,是指相对于自己最高期望值而言的难,只要适当调低自己的要求,放弃非机关事业单位和央企国企不进的想法,就业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这种观点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一些大学毕业生择业时总是留恋大型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结果在我国失业保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因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大学毕业生要转变择业观念。

政府应降低人员流动的门槛

  记者:与大学毕业生总量压力相伴随的是,部分毕业生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和岗位需求不匹配。而且,现行公共服务、户籍、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面向基层就业的根本原因。除了重新培养大学生就业观念之外,为了使大学生愿意去基层就业,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

  黎煦:现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与市场就业机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更愿意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更愿意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就业。毕业生在地区之间、企业与机关事业之间流动仍然存在障碍,毕业生身份转换困难,就业渠道不畅通。因此,引导更多的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需要采取鼓励性政策,需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从大趋势看,应该把与户籍挂钩的福利逐一剥离,减少阻碍人员流动的门槛。但从现在情形来看,许多地方又在走回头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 “限购令”,抑制非户籍居民购车、购房,实际又在抬高户籍的 “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