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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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芃生(1893-1946)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醴陵县北乡七里山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就读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1910年考入长沙湖南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参加过长沙新军起义。1912年2月入陆军军需学校学习,9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因对日本发生浓厚兴趣,改习日文,阅读有关日本情况的图书史料,开始研究日本问题。

人物生平

1916年至1921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1921年秋,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妄图谋取远东和太平洋霸权。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予以揭露,倍受中国政府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的赞赏,被汪推荐聘为中国代表团咨议,赴美国华盛顿参与筹划会谈策略。从此,步入外交界,崭露头角。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调查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处长和胶济铁路评估接收委员会委员,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长达28年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后任胶澳督办公署政务处长兼法规编查委员长,参与接收青岛及善后工作。1924年改任山东省省长公署统计处处长兼山东统计讲习所所长,掌管全省统计工作。1925年4月,因参与反对张宗昌督办山东事败,避走日本。

  1926年回国,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谋、第三十五军参谋长、江右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任第四集团军江右军中将总参议兼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宁汉合流后,退出军界,从此专门致力于外交和对日情报工作。1928年6月,奉外交部密令,东渡日本游说宣传,阻止日本军阀破坏签约和干扰中国收回关税权的阴谋,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回国后,任湖南省政府顾问。1932年应聘为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负责主编《外交月报》。1934年11月出任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1935年冬改任驻日本大使馆参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交通部次长,专赴越南、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协商开辟滇缅公路以利抗日之需;继而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中将主任,专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抗战8年中,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他所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有名的军事情报机构。他本人更是成为驰名中外的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有“日本通”之称。他还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必胜的文章。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与抗战后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造事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也结束了。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战后中国的工作,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开始战后的整肃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芃生感到了对日情报工作已经临近结束的阶段,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之后,王芃生便召集了谢南光、潘世宪等商谈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将来”问题,经过大家的一阵沉默,最后,王芃生提出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以便将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人员的认可。此后的几天,王芃生便开始和傅斯年商谈这个问题。但是,在王芃生与傅斯年的多次协商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其结果不尽如人之意,傅斯年始终认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萨”,“不能接受”,以一个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之事。这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便泡汤了。就在此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军统局要兼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说法。可见,解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此后,王芃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级以上人员二十余人在其家中座谈,开始商讨“日本投降后,我们对日情报研究机构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王芃生首先说明了政局形势,对并入军统局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见。座谈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始终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归田”,有人说“自谋出路”,有人提出并入中央研究院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改隶外交部的建议,还有人提议改为私人的研究团体。座谈会最后没有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采取了由军委会改隶外交部的设想。但是改隶外交部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机构要缩编、降低,王芃生也不能再继续领导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对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机构人员为首要任务。此后,在给国民党侍从室解释改隶的理由时,他这样讲到:日本已经投降,对日的敌情研究应改为平时的对日政治、经济研究,所以国际问题研究所应该改隶外交部。对此,侍从室的批示是“与外交部洽谈改隶事”。随后,王芃生派谢南光去外交部商谈并入问题。在改隶之事上,国际问题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国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领导,直属于外交部部长的独立研究机构。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设立一个隶属于该部情报司之下的研究室。从方案看,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想借此继续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则意在压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最后经谢南光与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复协商,达成了并入外交部问题,但是隶属地位问题没能解决。9月初,因战后复员及接受伪满问题,谢南光奔赴南京,组织南京办事处,同外交部的具体谈判便一时被打断。随后,王芃生派潘世宪与外交部对人员安置问题继续谈判。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个120人的规模,这样在人员数额上明显的超越了外交部的原来设立一个研究室的设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后来,经过几个轮回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定研究所的并入人数是60人左右,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对此,甘乃光认为,现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时看最高当局的意思,能争取到与司级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隶属在情报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谈。这样,谈判问题便被搁置起来。

仙逝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

 1946年初,谢南光被王芃生推荐到驻日代表团工作,邵毓麟和潘世宪也被派往驻韩代表。而在此时,王芃生也有放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他想去日本主持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对出使日本颇有期望。为此,王芃生也向蒋介石表达了这一意愿,蒋许愿派王?生去日本处理对日问题。但是由于亲美分子的鼓动,结果蒋介石任命亲美分子侍从室高级参谋朱世明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这样王芃生去日失败了。后来,王芃生表示返回外交界,也历经挫折,先是应军事代表团邀请赴华府工作未成,而后驻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议亦未能接替。这些政治上的失败,使王芃生从此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开始专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改造问题。1946年3月间,王芃生奉命先后出访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处理日侨遣返事务,在此期间,王芃生也遍游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站征求改造意见。这样,从以上情况粗看,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呈现出一片散伙的景象,整个研究所内部人心惶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也弥漫着解散的气息。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段时期的惊慌。王芃生本有心脏病,在出访视察期间,病情严重,到南京后发病,到上海时更加严重。此后稍加治疗,飞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剧。1946年5月16日飞返南京赴命。17日接待宾朋,撰写报告,晚10时病发去世,享年54岁。临终索笔并书“国研所改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爱国人士王芃生就这样结束了生命。1946年5月18日,各大报纸争相登载王?生先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为王芃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经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仁与贺耀祖的商量,追悼会成立了以贺耀祖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这样,王芃生的治丧事宜便顺利地进行了。王芃生的追悼会极为隆重,灵前摆满了各部会各团体的花圈、挽联和祭幛。国民政府也发布褒扬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业绩。蒋介石亲派姚琮为代表致祭,撰祭文并书“荩怀茂绩”以挽。此外,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艺术界名家徐悲鸿、军政大员程潜、覃振、杨杰、刘裴以及陈布雷和智囊团的张群、吴鼎昌,社会名流张季鸾、胡政之以及苏联顾问约尔克和波兰大使高乐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王芃生墓葬南京钟山南麓灵谷寺侧小白龙山,位于著名先贤廖仲恺墓左后。墓志铭由张群撰文、吴稚晖篆额、许世英书丹。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标有如笔杆,象形王芃生一生文章报国的志向。

  王芃生丧事结束后,蒋介石就下达指示,由唐纵负责处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善后问题”。对此,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有其自己的打算。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商讨走民办道路:即由第一组副组长留日学法律的潘君约同原上海站徐君领导的小组组员余守中和潘彼得筹建“新亚通讯社”,以收听日本用拉丁语广播的新闻并加以评论,向上海各大报纸发稿。这得到了《大公报》赞助。但是后来余守中被捕以及电台遭到破坏,“新亚通讯社”开展工作遭受重大影响。此后这条道路便行不通了,这样走民办的道路也失败了。在走民办道路的同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请求再改隶外交部。这个请求遭到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拒绝,改隶外交部一项已被否定了。后来唐纵主张将国际问题研究所划归军令部第二厅郑介民处,以便使军统局轻而易举的实现吞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野心。当然,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不愿走毁于军统之路的。继而国际问题研究所潘世宪提出了“结束、解散”的想法,经与原军统局局长贺耀祖的一再协商,侍从室最后同意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工作的请求。此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以邵毓麟为首的临时班子来处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项结束事宜,开始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物资、档案移交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国防部,人员遣散也相继进行。到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结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这段历史便就此结束了。

个人作品

他一生著述较多,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出版《时局论丛》,收入文章32篇。著有《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小梅溪堂诗存》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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