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蒂斯·艾伟德

格蕾蒂斯·艾伟德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1970年1月3日),是一名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经历了抗战,带领100余名孤儿转移。1970年病逝于台湾,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


成为传教士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

  从这个女子的情况看,她不能代表英国人,英国人在我们印象里,身材牛高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

  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基督教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内地会为英国医生戴德生(1832—1905年)于1865年创办,专门负责对华传教,是当时最大的同类的组织。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方。

格蕾蒂斯·艾伟德

艰难中国行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

  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

  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

  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

  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对方帮助了她。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创建八福客栈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几个月。其间,靠着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内地会差会办事处。她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知晓从天津到那里,少说也有1700里啊,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晋城,答应带艾伟德前去。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现在终于遂了愿。

  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向她介绍山西及本地情况,指出注意事项,她告诫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遂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和行装。一个月来,艾伟德第一次体尝到了温暖。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70年后,泽州到阳城仅仅需半小时。

  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仅有一个房间比较整洁。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

  面对这样一个落脚地,艾伟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经历漫长的旅行后,也顿觉轻松下来。对于做过女佣的她,整理清洁是看家本领。她立刻投入了建设家园的劳动之中,几天后,全部房间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了。

  在阳城,她或者与珍妮办了两件事。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艾伟德连连称好,说正好可以把福音传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八福”? 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怎么办呢?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

  艾伟德勉为其难去做了,但能否胜任她也没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话说尽,加上语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骡夫们嘲笑着路边的她,吐着秽语,摔着鞭子扬长而去。这颇让她感到难堪。渐渐的,偶尔也有骡夫下车来看,当看到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就动心了。

  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

  然而,此事出现就出现了,后来反而习以为常。这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其中的奥妙不得而知。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1958年,那部好莱坞影片就以此为片名。稍有区别的是,《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国际上颇为有名。

反抗日军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具体细节不详,我看到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生都是死于意外。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这日本飞机如果有制导炸弹,大概不会轻易轰炸大英帝国的宣教站吧?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

  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这就是后来影视所演绎的一段恋晴吧?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

  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现在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雷将军就是比利时人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1901年来华,曾创办《益世报》,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1933年热河发生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抗战爆发后,雷鸣远极力主张抗日,率领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这些经历,在过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难看到。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辉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千里大迁徙

  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艾伟德表示感谢。临别时,县长说:“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艾伟德说:“我也为你祷告。”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队伍是这样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常常连疲累也忘记了。 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

  她们在休息一番后,又兴奋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长时间,她们才抵近那条著名的大河。此时,送行的几个人告别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返回去了。

  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来,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车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发出了欢呼声。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说无人坐过火车,就是见都没见过。

  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够渡过呢?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而后下来几名国军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才过来帮忙。等到接洽后,只见一名少尉,从包里取出一面大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用相同方式回应。很快,就有一艘较大的木壳渡船驶来。此刻,孩子们开始叫嚷、欢呼起来,而艾伟德此刻连欢呼的劲也没了。

  借助这艘大木壳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几百米宽的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她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

  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赔款”新修的灵潼线)直抵大后方西安。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和恐惧。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时常,他们也根据火车的节奏下车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在挨近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边,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继续徒步。

  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队伍中无人清楚,打听一番当地人,结果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这么大个山体,谁又能说清楚呢?!

  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半个月的行军,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艾伟德预感他们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难。

  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一手也救不了几人。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

  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就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留在中国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又快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18年了的英国。令人惊讶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伦之乐。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古家。

  这时,伦敦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成了她的祖国,英国反而让她找不见感觉了。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去。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去世。她的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的校园内。碑文有蒋介石手书“弘道遗爱”。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大陆,表达了这个英国人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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