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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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曾为穆宗侍讲。去世时,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日。他以诗文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称为“蜀四大家”。

明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史料记载

  [明赵贞吉(1507-1576年),号大洲,内江桐梓坝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卒于神宗万历四年,年六十九岁。嘉靖十四年(公元一五三五年)进士。授翰林编修。迁冠钟司业,教士以知本率性之学、俺答薄都域,贞吉廷蘸合帝意,擢左论德、监察御史,奉旨宣谕诸军。会严嵩以事中之,廷杖谪官。后累官至户部侍郎,又忤嵩夺职。隆庆初(公元一五六七年)复起历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旋典高拱不协,乞休归。

  卒,谥文肃。贞吉之学以释氏为宗。著有《文肃集》二十三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幼时读书聪明,28岁考中进士,王敏肃称赞他的对策文章,可与汉朝贾谊的《治安策》相媲美。隆庆年间入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当上了宰相。他有通达古今的才干,又有报效国家的宏愿。但性情耿直,与另一宰相高拱不睦,辞官返回内江。在桂湖街聚徒讲学,并遍游内江各名胜寺庙,题诗刻石甚多。死后讣告送到京师,皇帝为他停一天朝见,表示悼念,赐谥文肃公,立三处牌坊以示表彰。内江城外有大洲坝,解放前有大洲中学(即今内江六中前身),亦有不忘赵大洲之意。生前与杨升阉、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家”,遗著有《赵文肃公诗文集》。

  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相关事迹

  嘉靖中,俺答(北方少数民族)逼迫京师,叫人送来言辞不敬的书信,要求明朝进贡,当时群臣一片慌乱,没有了主意。《明史赵贞吉传》载,赵文肃“奋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许贡则必入城,倘要索无已,奈何?”徐阶问他,那你说怎么办呢?他条理清晰的为嘉靖帝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应急举措,使得嘉靖帝的心神稍微安定下来,认为赵贞吉言之有理。

  赵贞吉不单在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且在权贵面前毫无忌惮,从不为那五斗米而哈腰。《明史》载,当时刚刚被提升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的赵贞吉 “盛气”见严嵩,严嵩“辞不见”,赵文肃大怒,于是大骂守门的侍卫,后来六部堂官之一的赵文华来见严嵩,赵贞吉还在门口大骂,完全不给首辅丝毫的面子。当然文肃公也因此得罪严嵩,致使仕途坎坷,一度被皇帝认为“漫无区画”而下诏入狱。后又谪贬为荔波典史。

  摔了这么大个跟斗,大洲依然不肯在严嵩面前低头,嘉靖四十年,严嵩推举大洲“赴蓟州督饷练兵”,然而大洲认为朝廷不应再多添管制,拒绝了严嵩的推荐。很快,他就被人弹劾,再次落官。可见,赵之所以青壮年时仕途不顺,归根结底还在于自己“好刚使性”的性格特点。但也可以理解为在权贵面前始终保持一种凛然的气节。而这种气节,恰恰是许多中国文化人所推崇的。

  隆庆初,蒙穆宗皇帝的垂恩,赵贞吉成为皇帝的老师,在宫中担任直讲,本来已被圈为退休老干部却因为皇帝的思念和欣赏,很快便收回成命,继续留在身边讲课。终于到了隆庆三年,赵贞吉完成了从帝师到阁臣的重大转变,他被穆宗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在首辅李春芳的支持下,掌管了都察院,相当于现在检察院院长职务。这才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后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陈其学的惩罚问题与禁军编制问题,后者大洲以为应改革三营制度为五营,各自统领,互相牵制,而霍冀则认为只要选择忠臣为帅就好了,不用分营,再一个就是杨镕弹劾霍冀,霍误以为是赵文肃在背后搞鬼)与兵部尚书霍冀发生冲突。其中赵贞吉两次威胁要辞官归乡,但都被皇帝挽留,一次加文肃公为太子太保,一次则罢免了霍冀的官。这些都是文肃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的结果。

  但是当文肃公第三次据理力争的时候,他却失败了,对手是高拱,这个后生却是隆庆皇帝在做王爷时的老师,同样深受皇帝的信任。在赵的都察院阵营与高拱的小集团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斗,赵贞吉再次用退休来逼迫皇帝,并在奏疏上斥责高拱:“久专大权,广树众党。”然而这次,皇帝的天平却偏向于高拱,他同意了文肃公的退休。

  由这些我们不难看出,明史上所谓的“好刚使性”其实并不是文肃公的缺点,而恰恰是一种敢于讲话,敢于承担责任,一心社稷安危,不顾情面,不畏权贵的高贵精神。而我们在大千、善子、长江、培伦身上也时常看到这样执着无畏的精神,这自然是内江文化人的表率。康熙朝的张廷玉马齐这些庸臣、腐臣自然认识不出其中的高妙,他们修撰的明史,在对文肃公的评价中出现这样的一个词汇就不难理解了。

评论

  他为人正直,敢于痛斥权臣误国。从其文集中,笔者发现赵贞吉不仅是一位诗文大家,而且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其人才思想就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赵贞吉的人才观

  赵贞吉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者邦家之基,而社稷之贞也”。①赵贞吉认为后世的人主“欲成至治,当先务于得贤”②。他将人才看得比兵与食还要重要,在《谢锦衣陆东湖书》中,他说:“仆尝谓兵食不足非国之患,人才不足则患之大也。今方隅之忧,岂不谓人才不足用之过哉?”③

  人才难得,就要注意人才的培养,并要加以督导。在《与谷近沧中丞书》中,赵贞吉说:“诸生进身之初,良心焕发之日,得大贤尊达引而伸之,使之跃然感动,知有向往。此事关系至大,犹重于为民造一时丰乐之福者矣。”为什么呢?赵贞吉用层层递进之法推导说:“天下无善治,由于人才之不具;才之不具,由于学之不明;学之不明,由于在位无人有以倡导鼓舞开发之耳。”可见督导之重要。

  赵贞吉甚至认为唐肃宗能用李泌、郭子仪等平定“安史之乱”,并成就“中兴之功”,也是靠前朝的培养。他说:“李泌虽是奇才,然非玄宗长养栽培于无事之日,肃宗亦安得用之于有事之时乎?”

  赵贞吉还以种树来喻对人才的培养:“十年之计,莫如种树;百年之计,莫如种人。种树在力,种人在智。种树为利,力之广也;种人为天下后世,智之广也。”他称赞文翁、郭有道(按,即郭泰)、王文中(按,即王通)、范希文(按,即范仲淹)、程伯淳(按,即程颢)这些人“必能种一时之人才”,而“在有国宰衡,则菁峨棫朴吐握恺悌之化,必能种一代之人才”。④

  用人之道,重要的是还要有察人用人之术。赵贞吉主张以仁纯之心察人。他说君主往往在用人时“好小人而不好君子”,⑤这是因为小人容易亲近而君子不易亲近。所以“非夫以仁纯心之君,乌能察而知之,好而任之也哉?”有了仁纯之心,“而后能亲贤也”。⑥他进一步提出用人要核其实,认为“用人而不核其实,与无才同”,如果举用“浮淫之蠹而加诸功实之上”,国家就不能振兴,“不可不虑也”。⑦此外,察人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赵贞吉的知人观

  第一,要“患不知人”。赵贞吉将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作了新的阐释:“人不知我,其失在人,此不足患也”,这是因为“其实有未充”,导致“修身而名不著”,如果“实充而名又不著”,那是因为“其积有未久也”。可见赵贞吉认为应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赵贞吉认为如果以上做到了,仍然“人终不知”,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明之失在彼,而我之所得固在也”。人所要担心的是“我不知人”,因为“我不知人,则不明之失在己也”。而这样“不明”下去,“其于人也,是非邪正之莫辨,而形迹疑似之不分矣。”⑧

  第二,知人难在知其心术,因而不可用无有实心和变诈之人。赵贞吉称赞帝尧不因丹朱“心性开通明哲”就用之,也不因共工有功而用之。赵贞吉以帝尧知人善任来告诫明穆宗:“夫君道在于知人,而知人最为难事非知其才能之难,乃知其心术之难也。”⑨

  第三,知其是否是能容天下之人。赵贞吉在讲《尚书·秦誓》说:“《大学》传言,为人上当公其好恶,又要用得一个公好恶的大臣,乃可平治天下。”这里的“公好恶”的大臣“其心断断然诚实,无他才能,只是度量宽弘,能容天下之人”,因为只有能容天下的大臣,才能做到:“见人有才能,即如己之才能;见人有俊美之质、通明之德,则其心好之不但如他口中称扬的言语。”这样的大臣,其度量能容天下之善,“真如海之容众流也,如山薮之容众物也”。人君得到这样的大臣而用之,“必能保我子孙常享富贵;保我黎民常享太平,其利不亦大哉?”⑩

  第四,知人而能久任。赵贞吉在给明穆宗的讲章中盛赞唐太宗重用善于守边的李世勣。他分析说:“假若得一好将如世勣,而不久任他,欲求其令行禁止,必不可得。此太宗之所以为明君也。”(11)对唐太宗用人久任的赞赏,实际是赵贞吉在劝诫明朝皇帝应知人并久任之。

  赵贞吉的善任观

  第一,用贤人真儒。嘉靖十七年(1538年),赵贞吉因感思明世宗“初年锐意圣学,后稍陵迟,颇惑方术,遂疏言敷求真儒,以赞大业”。(12)在《乞求真儒疏》中,赵贞吉说:“人非不用,而鲜获得贤之效”,其原因是这些人“罔怀报主,因循偷安,流风委靡;股肱师保之义,郁而不明;论道经邦之职,旷而不修。日久日浸,无复奋庸之气”。(13)赵贞吉认为用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业的。所以他认为应该用吕望、傅说这样的大贤真儒之人,并说:“真儒者,适治之良骏而平章之利器也。”(14)有了这样的真儒,“阴阳未调,水旱相仍,则大臣忧之;肆夷未宾,军务敝颓,则大臣理之;黎民流离,府库空虚,则大臣恤之;风俗衰恶,人才颇僻,则大臣率之;贪夫显行,酷吏未除,则大臣治之;百度未张,万方未和,盗贼具兴,则大臣任之”。(15)赵贞吉所说的“真儒”来源于那些“明先圣之道、蕴经世之学、仁智老成之士”。赵贞吉认为:“取其尤著者以礼宾之,以师资处之,必究其道德之实、精一之蕴,庇民易俗之具。果系一代真儒,允契帝心者,则寄股肱辅佐之任,无令尚父良弼得专美于前。”(16)

  第二,用敢于执法的直臣。赵贞吉给皇帝侍讲《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唐太宗“以选人多以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之章,其略如下:“上欲依新行敕令”杀一个诈冒资荫的人,兵部郎中戴胄奏只当依律拟以流罪,太宗怒说这是守旧法而使朕失新敕之信。戴胄说:“敕者出于人君一时之喜怒,过喜则失于出,过怒则失于入,未可执以为信也。若那法律乃是酌古准今,当于人心,合于天理的,人君与天下后世共守此以为大信。”太宗对戴胄法重于敕之论很高兴,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赵贞吉认为:“太宗初虽怒其违敕,后遂喜其执法,从谏如转圜,真英主也。”并说戴胄“犯颜争论于太宗之前,其事甚多,言如涌泉之不竭,上皆从之,天下遂无冤狱”。赵贞吉还将戴胄与西汉时“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对举说:“今戴胄在唐太宗朝为大理,亦令天下无冤狱,皆名臣也。人君当求此等人才用之,则天下国家可理矣。”(17)

  第三,用有忠孝大节的人。赵贞吉认为那些“徒事于博文稽古之功,而于人伦根本之大者,反不能实用其力”(18)的人,不足以为学。这里的“根本”就是“忠君孝亲”,即:“事父母则能竭力而不遗,竭其身力以备顾养之奉,竭其心力以善怡悦之方”;“事君则思委身而不贰,在近地则委身于密勿之任,在远地则委身于扞御之劳。”(19)赵贞吉认为:“人君欲求才以治天下,若得如前忠孝大节之人,好善质实、才与诚合之士而用之,则化理之成亦不难矣。”(20)

  第四,不喜媚悦之臣,而喜鲠直之臣。赵贞吉讲《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李吉甫以天下已太平劝唐宪宗稍寻乐事,而李绛以“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为安”劝唐宪宗不要因表面的太平而享乐。唐宪宗最终听从了李绛的意见,并说:“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21)赵贞吉评价说:“夫宪宗之为君,不喜吉甫之媚悦,而取李绛之鲠直。虽太宗之英明何以加哉!此唐祚之所以中兴也。”(22)

  第五,可用“山人隐士”。在非常之时,赵贞吉也主张用非常之人。他为明穆宗讲唐肃宗用李泌之事:唐肃宗即位于“安史之乱”的危急之时,他“欲举朔方将士恢复两京,迎还上皇”,乃与所招山人“李泌者按行军垒中”,众人都“惊怪不已”(23)。唐肃宗以“安三军之心”等为由,使不问世事、一心想过隐居生活的李泌不得不感其“知遇之恩”而不敢辞。赵贞吉认为肃宗此举为后来用李泌、郭子仪等“成中兴之功”(24)打下了基础。

  第六,择贤相并信任之。赵贞吉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谈到唐玄宗即位时,首相姚元之以“当序迁郎官”之事请玄宗作决定,玄宗始终“默然不答”。(25)玄宗之意是首相之责乃在帮助皇上处理“万几庶务”,并“择其大事有关系者奏闻,与朕商议”,像“序进郎官卑秩”这样的“细琐之务”也“以烦朕,则将焉用彼相哉?”赵贞吉对此阐述说:“人君劳心清问,访求才德俱备者以为之相。定相之后,惟与之同论天下大事;若小事尽付之而不自烦,此之谓识体。”(26)此言虽主要是谈首相的职责,实际上也是对皇帝应信任贤相的规劝。

 

反袁烈士1871~1916

  陕西临潼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一直在军界任职。洪宪改元事起,他到渭北一带组织志士密谋反袁,不幸暴露被捕遇难。

    1915年12月13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元洪宪,全国愤怒,纷起讨伐。蔡锷、李烈钧、唐继尧起兵云南成立护国军,陕西民党起而响应,组织起反袁义勇军,筹办枪支,联络志士,通电声讨,广泛发动,准备武装起义。陕西督军陆建章秉承袁世凯旨意,疯狂镇压,民党及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者数以百计。1916年3月18王绍文等17名反袁志士被集体屠杀于西安北关西火巷;又有一名逃亡到延长县被捕杀,史称“反袁十八烈士”。

赵贞吉“凉棚”夜话

    日前去市中区白马镇走亲戚,在一废旧收购店翻得一本竖排线装书,没打虫,几十页,书名《洗尘录》;感觉应有意思,拿起来翻了一翻,一看作者,——吴一名。回家查《辞海》,无此书、无此人;又打开电脑“百度”搜索,无果。从书上记载的时间和故事情节分析认为,应该属于明末清初一位无名氏作者所撰,内容以记载明朝中后期一段时期的名人轶事为主。其中,有一则故事与我们内江一位名人有关,看了一遍,不妨兹录如下。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2年),赵贞吉以监察御史(中纪委干部)身份去河南濮阳金堤河口(黄河的一条小支流)考察督办“治黄”工程情况。赵贞吉这人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不讲排场,不搞歪门邪道。在没有事先给地方官员“打招呼”的前提下,私自来到金堤河“治黄”工地,距工地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民房住了下来,亲临现场察看工程进展及工程质量情况。数日后,濮阳县令刘仕言听说监察御史赵贞吉到了河堤口,慌了手脚,连忙率领一班县衙赶到工地处;一看,赵御史竟然住在一间四面通风的民房里指挥防洪工程,赫得立即取下头上的乌纱磕头如鸡啄米,道:“下官失职、下官失职。下官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还害得大人露宿餐风,该死该死!”说过,吩咐下人立即回去给御史大人打点高档客房和一应“软服务”设备等。赵贞吉看了一眼刘仕言,知道此人向来与严嵩之流一丘之貉,喜好阿谀奉承、卖乖讨好,决不可与之交往。于是,对他说道:“此屋粗可居,但每为西日所苦,奈何!但比之民工忧矣,幸无多日。”原来,当时正值酷暑,每天下午日光从西窗射进来,炎热无比,但比起工地上的民工就好得多了。赵贞吉不过说说此地很热而已,并没有其他意思,而且也住不了几天时间就得回京复命。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音;刘仕言认为有门儿了。令赵贞吉没有想到的是,“翌日未晓,但闻斤斧之声,起视之,松棚已就。询之,匠者云:u2018富户方创一棚,昨日闻御史之言,即辍以成此。u2019”天还没亮,凉棚搭起来了。是谁这么雷厉风行、办事效率如此之高。原来,不远处有一大户人家刚刚建好一凉棚,听说御史在这里受热,刘仕言命人连夜将人家的凉棚拆了,把材料搬到赵贞吉的窗前搭好遮阴。赵贞吉见了凉棚,心里明白了几分。果然,不出二日,刘仕言又来到赵贞吉住处,塞上一张银票,要赵贞吉回京后给他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换个地方做官;濮阳很苦很穷,十年九涝,没啥油水可捞。赵贞吉一听历色道:“大胆刘仕言,竟敢贿赂本官;您把本官当成严嵩之流是不是啊。限您立即将拆得人家棚子搬迁回去,盖好,并陪赏相应经济损失,要不,拿您是问!”这个刘仕言,本想先搭凉棚,进而行贿,最后达到异地做官的目地。没想,这马屁没拍好,反而拍到马蹄子上去了,热脸贴了冷屁股,心中不免恼恨赵贞吉;于是来个恶人先告状,回到县衙,连夜给严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赵贞吉在考察河南“治黄”工程时向地方官员索贿,并在背地里说您严嵩严相爷的坏话等等。严嵩接到这样一封弹劾赵贞吉的信,非常重视,立即向皇上进言,赵贞吉因此而“遭廷杖后谪官”。

    这段故事从史书看,没查到“凉棚”典出何处。笔者也曾读过网络作家“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好像也没有这样一段有关赵贞吉的奇闻轶事。不过,从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来看,这一故事情节到也有些巴谱,为什么呢?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武英殿大学士。赵贞吉于嘉靖十年(1535年)取进士,授翰林编修,以为人耿直、文章华美而为人称道;数年后,擢升为左论德、监察御史,累官至户部侍郎。在任期间,即遭严嵩诬告陷害“廷杖谪官”。到了嘉靖晚年,皇上是越来越不喜欢严嵩父子的飞扬跋扈;于是,赵贞吉揪准时机,联合御史周应龙、林润等相继弹劾严世蕃、严嵩父子二人。公元1567年,穆宗朱载垕继位,号隆庆。翌年,严世蕃被判斩立决,严嵩被革职抄家;同年,严嵩死。赵贞吉入阁,复起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数年之后,依赵贞吉的耿直脾气,又与新任宰相高拱“政见不和”,遂辞官回到内江,在今桂湖街聚徒讲学,并遍游内江各名胜寺庙,题诗刻石,于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1576年)病逝于内江。死后讣告送到京师,万历皇帝为他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并赐谥号“文肃公”。赵贞吉著有《文肃集》二十三卷,《四库总目》行于世。生前与杨升阉、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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