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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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原名崇智,英文名乔治George,字公超,广东番禺人,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

人物简介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总统府”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留学英国

叶公超,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作唤起民众的演讲。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给叶公超日后从政增加了筹码,而他的母校爱默斯特大学后来送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反而不值一提。就在他念硕士时,获识英国著名诗人与评论家艾略特(又译“爱略特”),以后在1934年4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爱略特的诗》。叶公超成为中国介绍艾氏诗与诗论的先行者。

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与《远东英文时报》编辑。他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三岁。这时他有两个得意门生,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下课后还不愿离开教室。

新月书店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新月社带俱乐部性质,并非是有组织的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缺乏好感,对上海左翼作家的亲苏行为十分看不惯。《新月》的出版便负有“对抗他们”的使命,如该刊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口号,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

《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华、钱锺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等。

《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有《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李健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

《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

的最长纪录。

文学活动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叶公超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新诗》,鼓励新诗人读旧诗,从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料,这对那些只会从英美诗中借鉴的作家来说,无异送来一剂加强新诗的音乐性与可诵性的良药。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战士的鲁迅”这样一个命题,确是对只强调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戏,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抗战期间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经董显光之延揽进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这是他投笔请缨从政的开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另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中宣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

达官名士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7年后,升为外交部常务及政务次长。1949年3月代理部长。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眼看国民党风雨飘摇,处境维艰,断然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这就使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蒋介石对叶公超在撤离大陆时既没有丢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档案的超前意识十分佩服。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时,叶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调任“驻美大使”为止。

叶公超出任外长前,当局曾提名傅秉常或胡适出任,后他们两人均感到国民党赴台后守的是烂摊子,工作无法开展,坚辞不出山。当时的形势的确对台湾大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台湾有不少“恶言”,使其对外关系蒙上一层乌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庄严宣告成立,苏联及东欧各国,还有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士、荷兰等国纷纷承认。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叶公超为此夜不能寐,从此有了服安眠药的习惯。

叶公超任“外长”期间,有不少虽非纯粹“外交”却也“涉外”的高度敏感性事件,例如“巴拿马公使与委内瑞拉代表国际贩毒案”,“《自由中国》雷震案”,殃及王士杰被解职的“两航飞机案”,美国顾问团雷诺枪杀刘自然导致群众忿而以砖石投击“美国大使馆”案,等等。此外,与“外交”有关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于1952年4月签订“中日和约”,为中共与日本接触制造了一大障碍;二是于1953年12月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叶公超在任内曾兼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并先后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四次,他是国民党政权历任“外交部部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蒋介石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单独约叶公超在官邸共进晚餐,不久以政府名义颁授一等青云景星勋章给他。

叶公超的外交才能不管如何娴熟灵活,但均改变不了台湾“外交部”成了“断交部”,以致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凄惨局面。如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台湾驻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织还赖在那里不走,后中共代表把台湾代表团从办公室驱逐出去,那位首席代表——即《西滢闲话》作者陈源(陈西滢)当场昏倒,后竟吐血,不久死于伦敦。面对这种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解除“外交”关系的事实,叶公超下属的一位司长说:“我们是开殡仪馆,到处断交闭馆,料理后事而已!”也有人当面质问叶公超,如东北籍的国民党元老钱公来骂叶公超办“外交”“只知道办丧事”,干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丑事,这使有“文坛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誉的叶公超竟无言以对,使那些久仰“乔治叶”的记者大失所望。

外蒙事件

叶公超最伤心的是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蒙古于1946年元旦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台湾画的“中国地图”一直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希望他作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决权。叶公超考虑到台湾的“外交”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为了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国入会。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叶公超:“是做u2018美国大使u2019还是做u2018中华民国大使u2019?”蒋氏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坚决反对蒙古国入会,并认为使用否决权与否,权在最高当局,叶公超已超越职权范围,何况叶氏在其报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对蒋介石不敬之语句。于是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罢黜。叶公超当时不知内幕,更不知早就想取叶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焕打小报告给最高当局,说他泄露“国家秘密”。蒙在鼓里的叶公超连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只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总统”将其召回,可“总统”不召见,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这完全出乎叶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叶公超后来请求回美国收拾行李,也未获批准。

人物轶事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为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他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和不耐烦的样子,使许多中国听众感到不舒服。叶公超对“反攻 大陆”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反攻 大陆”,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是一般政客不愿说出的得罪当局的话。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认为是“阻碍我方反攻”,有人建议应治叶公超“误国”之罪。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小酌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可“生性直”的叶公超实话实说,这自然引起了执政者的不快,认为他多管闲事。

叶公超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他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举行会谈,会谈后拟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解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可叶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作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叶公超面色凝重地出来。这正为叶公超和蒋介石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对无知识的人不予宽容,对不称职的人毫无耐心,但对部内同仁一般仁慈而体谅,对年轻同事多有奖掖。他还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写日记的习惯,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出“伟大成就”,用不着为自己“立传”做准备。他注意以身作则,常常自带办公室大门钥匙头一个上班。他为政清廉,个人经济常出现拮据状况,其中有两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务的叶明勋帮其解决的,另曾获叶公超推荐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馆盈余方式汇赠叶氏。叶公超有时缺钱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宝仁出卖外国官员送他的名表,有时还用卖来的钱帮助穷苦的读书人。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叶公超七秩生日之际,收到贺礼约一百二十万元新台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他却顾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时还捉襟见肘,竟将这笔巨款捐赠给“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他还不拘小节,有时随友人同至路边摊小吃。

人物性格

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治事严谨,有时又游戏人间。据他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风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这样便有叶公超的不少风流佳话。陈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叶公超在台大和师大兼任教授时,当他讲到“秋天落叶落地的声音”,眉飞色舞并配以美妙的手势,这使崇拜他的女生向“叶老师”争取一席红粉知己的地位。当然,这“红粉知己”也可作广义解释:如在叶公超挥毫作画时为其研墨,或陪“叶老师”在台北中山堂听《玉堂春》京剧。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红袖添香”者在叶的葬礼上还低声哭泣。正如台湾黄湜所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又据陈晓筠说,叶公超做“外长”时居台北罗斯福路,有一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为“文姬”。叶后来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随赴任所,正式嫁给一卸任“大使”许先生。当时有人做打油诗半首曰“文姬重归汉,许郎又成仙”,成为一时佳话。尤其是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的夫人玛丽,对“乔治叶”漂亮的英文书法爱不释手,无端也要写信给他,并对叶用英文爱称而不呼其名,其亲密程度可想而知。本来,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怒放,才高且气雄豪者被海内外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事。所不同的是,叶公超奉命返台不许返任后,不但不被准许出台,连教书也被禁止,昔日好友部属多不敢探望。在客况萧条、人情冷暖且无家室之乐的情况下,他在台北住博爱宾馆时感到异常苦闷,曾要国民党在岛外办的《香港时报》的采访副主任于蘅打听认不认识以媒介色情为业的名女人何秀子,以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台北附近的新店市碧潭去泛舟。当于蘅在悼念叶公超的文章中披露此段未果的秘闻时,有人又打电话又写文章骂于蘅破坏了叶公超的形象。于答辩说,叶公超“是不拘小节的人,我写何秀子一段,正足以衬托出叶先生的豪放、率真超乎常人。我之所以这样写,只在描绘出叶先生做人的诚恳、真实。唯诚与真,才能不朽”。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u2018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u2019心中不免感慨。”

正因为他的心情欠佳,身体竟一天天消瘦下来,眉宇间有一股无法描述的萧索之情,与当年陪同美军顾问团在花莲围猎山猪,在射击场与美军展开竞赛时的豪情逸兴判若两人,故梁实秋这样形容叶公超的余年:“情况相当落寞。”落寞的叶公超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徒。他认为信仰宗教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另还可勉劝人们为善多做好事。除做好事外,叶公超利用自己鉴赏文物的才能卖点古玩,还出售他的墨宝、兰竹。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希望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托人请南洋著名侨领、新加坡胶业巨子李光前剪彩。李光前系左派人士,可叶公超为了卖画糊口,也顾不上这些了。李光前鉴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托词不担任剪彩人,但答应由前来说项的赵世洵代他挑一张售价最贵的竹子由其买下了事。

叶公超时而执教,时而执笔,时而从党,时而从政,时而主持侨务,时而主持外交,时而服务国内,时而奔波海外,终于劳累过度,于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他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在《叶资政公超先生事略》纂述其生平时,只字不提他被蒋介石罢官一事,仅轻描淡写叙述他于1961年奉召回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官方对他评价不公,所以台湾暨海外不断有他的亲友、同僚、弟子发表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写尽叶公超平生为人,包括其功勋事业、文艺修养、千秋风骨,兼及红颜知己,由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编辑为《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15日出版。这本书的许多作者,用聪识通明、坦率真诚、风流儒雅、艺文惊世、清高绝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晚年生活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经黄少谷和蒋介石说情,蒋才对他有所宽容,让他出任“行政院院务委员”,兼“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另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评议员。1978年5月20日,又被继任“总统”的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这些闲职难慰他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其中幽兰出空谷,墨竹淋漓胜青绿。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游归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鸿章原韵并和老外交家郭则生诗韵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怀诗: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弭往辙,不因险巇乱心坛。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后作的七律诗,叶公超步韵不仅穿插了日本游客欲以重金购藏诗幅而未能如愿的轶事,而且表现了他晚年“归林倦鸟知安隐”的情怀。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这体现了叶公超晚年浓浓的乡愁和有家归不得的苦闷心情。

为了帮助叶公超度过落寞时光,梁实秋请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讲授现代英语诗,他碍于情面答应下来。可他宦游多年,对重返杏坛十分不适应,因而只教了一学期便拂袖而去。他还在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台大校长知道后按别人所进的谗言将其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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