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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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平(1915年-1994年)原名胡其平,湖北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长征以及豫北、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历任第二步兵学校、重庆步兵学校校长,甘肃省军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简介

  胡正平

1915年,胡正平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区楼子张家湾,原名胡其平。一家七口全靠在杨二港集镇摆食摊炸油条维持生活。

1931年,胡正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胡正平曾任红四军军部排长,第四军十师师部通信连指导员,十师三十团副营长,十二师三十六团营政委。参加了为保卫鄂豫皖苏区、开创川陕苏区的历次战役战斗,参加了长征。1936年时曾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

胡正平做为红军干部,被派到山西青年抗战决死第三纵队一总队副。

1938年6月,由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第4分校部分学员、纵队模范队和翼城扩招战士200人组成游击第四支队,胡正平任支队长。同年11月,山西牺盟总会将翼城、曲沃、浮山、绛县、沁水、阳城6县的人民武装自卫大队合编为政卫四支队,胡正平任支队长,部队有1200人。

1939年7月,政卫四支队在青城与日军遭遇,部队边打边退,与日军整整纠缠一天。日军离去后,为部队的去向,支队领导意见不统一,胡正平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应当向东走,上太行山去找八路军。胡正平的意见占了上风,将队伍带到决死第叁纵队的驻地。

1939年8月,决死第三纵队以政卫四支队、纵队军政干校一部和五行政区民族革命中学部分参军学生组建三十二团,胡正平担任团长。

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决死第叁纵队内部策动反动军官叛变,但纵队中共党组织领导没有将这些情况通知三十二团。26日,上级突然来信要三十二团撤回高平。胡正平当天将三十二团撤到沁水县的一个小村庄,发现周围驻有阎锡山的军队,为避免被阎军包围消灭,胡正平连夜将32团带上山,赶到八路军黄克诚的防区。但三十二团派到翼城、浮山打游击的两个连在返回途中遭到阎军袭击,被缴械。

胡正平调出三十二团学习后,到冀鲁豫军区担任独立团政委。后又担任湖西分区第九团政委。参加了在山西抗日反阎和开辟并坚持微山湖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

胡正平先后任湖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副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第八纵队二十二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兵团六十一军一七八师师长、军参谋长。参加豫北、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

胡正平任西南军区川北军分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重庆步兵学校校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

1994年8月25日,胡正平在西安去世。

荣誉

1955年,胡正平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7年,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参考资料

[1] 楚天纪念馆 http://www.cnhubei.com/ctjng/jiangling/shao/sj_hzp.htm

[2] 中国红军网 http://www.1927-08-01.com/web3.asp?id=1894

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

胡正平1915年2月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县)詹店乡张家湾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上几代务农,家境贫寒,田地全无,靠给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度日。到其父辈才置下6间房屋和6斗(约合3亩)田地。父亲胡绍恺是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汪静是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他们7个孩子中胡正平排行老三,乳名润。后来家里有15口人,人多地少,只好再租种地主的两石田(约合10亩,称佃田),才勉强维持生计。由于家庭贫穷,胡正平从7岁起就开始下田干活,放牛、砍柴,用自己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好在还读过几年私塾。13岁那年他离开家,到伯父开的面食铺里当小工。

明嘉靖年间设置的黄安县,以“地方安谧,生民安妥”之意得名。然而,黑暗的统治,残酷的剥削,使劳苦大众民不聊生,不得不起来造反。1927年11月13日,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之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工农革命军返回举行“二次暴动”后建立了红色区域,进而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黄安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共青团、工会、妇女会、农会、少先队和童子军,全面开展土地革命,配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二次“围剿”,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年少的胡正平,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和环境的鼓舞、熏陶下走进了革命队伍。

1931年,红军扩大队伍,黄安县城乡上下的广大青年积极响应,掀起拥军参军热潮。这年10月,16岁的胡正平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红军。从此踏上革命道路,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胡正平参加红军后,母亲因不知他去了哪里,是生是死,日夜思念,盼儿心切,按照当地习俗,在家里的天井处放一个筛子,里面放些铜钱,每天喊7声儿子的名字,期盼儿子在外有心灵感应,早日归来。那时,胡正平的父亲已经病逝,只有13岁的弟弟与母亲一起生活。红军走后,保安团乘机抢走了他家的1头黄牛、1头毛驴和仅有的谷子、棉花、清油及衣服、被子等,因而生活更加困难。保安团、大刀会到村里“清乡”,听说他家是红军家属,便一把火点着了他家的房子,所幸扑救及时,只烧毁了两间房子,其余的修补后还能勉强住人。

跟随红四方面军西进转战

参加红军后,胡正平被分配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红四军军部手枪营当战士。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红四军归属其建制。1932年年初,手枪营整编,胡正平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四军军部)交通队担任通讯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参加了六安县苏家埠和黄安县七里坪等战斗。这一年的7月,国民党军以30万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及敌强我弱等原因,未能打破“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部队日夜兼程两个月,越秦岭、涉汉水,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到达川陕交界的大巴山。

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部队当晚在山下宿营,并做翻越大巴山的准备工作。交通队随总指挥部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老乡说:“大巴山上山七十里,山顶七十里,下山七十里,总共二百一十里,山路陡峭难走,很少有人通过。”第二天,部队按照总部首长命令,每人准备一捆稻草、一双草鞋,并补充了干粮。交通队为每人的干粮袋里补充了一些炒熟的大米和包谷。第三天拂晓,部队出发翻越大巴山。本来身体就比较瘦弱的胡正平,因昼夜行军作战,沿途冻饿,患上了重感冒。部队当时没有医药,只能咬着牙坚持行军,山高路陡,每迈出一步都非常吃力,靠着同志们的搀扶才走完了第一天的路程。当晚,部队在山顶露天宿营。一向不爱讲话的总指挥徐向前来到他身边,关切地说:“小鬼,你病得不轻啊!今天又没有吃东西,明天过雪地就随着大行李队(总部驮运物资的骡马队)走吧!”胡正平心头一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自己还没有完成送信和警卫首长的任务,怎么能离开首长呢?第四天,天还没有大亮,部队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又出发了,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雪。胡正平高烧不退,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跟在大行李队的一头黑骡子后面,吃力的走着,爬坡或实在走不动时,就拉着骡子的尾巴借力往前走。晚上十点多部队终于爬过了雪山顶,在大巴山南坡宿营。第五天傍晚顺利下山,进入川北通江县。后来,于12月底到达目的地。胡正平因病情严重被送进了红军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恢复,回到交通队,投身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之中。

1933年2月,胡正平任红四方面军总部通讯队排长。7月,随部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粉碎川军“三路围攻”的战役战斗。同月,红四方面军将所辖的四个师,依次改编为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军,后又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第三十三军,共5个军,总兵力由刚入川时的一万四千余人扩大到八万余人。1934年1月,胡正平调红四军第十师师部通讯队任政治指导员。同年9月,任第十师三十团二营副营长。当时,四川军阀刘湘部主力向红军进攻,企图将红军赶出其势力范围,胡正平随部在万源城口地区防守,在反复争夺战中,身体负伤。11月,调任十二师三十六团三营政治委员。期间,先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组织的反“六路围攻”、宣(汉)达(县)战役战斗。

1935年三四月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进的战役,离开川陕苏区开始长征。5月上旬,西进川西北松潘、理番、茂县地区。其间,与围攻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多次激战,胡正平随部参加了战斗。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极力反对,坚持南下,迫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广大指战员深受其苦,胡正平也是其中之一。胡正平回忆第一次过草地的情景时说:“草地上,荒凉潮湿的沼泽一望无际,遍布泥潭,深可没顶。虽然是大队人马走过,仍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由于劳累、饥饿、病菌传染,部队里得伤寒、疟疾的人日益增多。我和朝夕相处的16岁的战友李金安都染上了疟疾,连续几天打摆子,一阵发高烧,一阵打冷颤。白天,我们互相勉励、互相照顾,晚上脚对脚地躺在一个线毯里睡觉。有天早上要出发了,他还一动不动,我使劲推他喊他,但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包座战斗后,张国焘又命令部队南下,红四方面军只好掉头再过草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尔后共同北上,分成3路纵队向毛儿盖、包座前进,又第三次过草地。胡正平所在的红四军第十二师被编在徐先前率领的中纵队。因这次路途远、时间长,经历了比前两次更加严重的困难,所带的粮食不足,指战员再次以野菜、草根及马皮、皮带充饥。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顺利到达包座地区,取得第二次北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进行了岷(县)洮(州)西(固)战役。10月7日晨,红四军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先后与红一方面军的第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和第一军团会师。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率其他部队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的长征胜利结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胡正平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机动到宁夏的豫旺、同心一带,参加山城堡战役后,进入陕甘宁苏区。在苏区,胡正平被选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战斗在晋冀鲁豫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等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包括胡正平在内的抗大学员,纷纷要求到抗战第一线去。当时,阎锡山迫于形势,接受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关于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在太原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派遣大批军政干部参加领导工作。10月,胡正平在抗大毕业,被派往处在抗日斗争前线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开始,在晋东南的遂县中心区牺盟会担任游击教员,做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1938年春,调决死队一纵队三总队任中校团副。同年5月,任决死队三纵民大四分校(杨献珍任校长)游击教员。当时,该校有二百多名初、高中生和少数大学生,奉命编成三纵队游击第四支队(辖两个中队),胡正平任支队长。他向这些刚被编入部队的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授军事基础知识和游击战术,组织游击战训练,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然后,率队到晋南闻喜、夏县、运城一带,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护村藏粮,组织生产,开展抗日活动。不久,支队发展到五百余人。

侵华日军占领了晋南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国民党军占据了晋南中条山,游击四支队只好越过铁路到稷山和万荣一带活动。大约三五个月的时间,在他们的宣传感召下,不少群众自愿参加部队,又收编了些地方武装,队伍扩大到七八百人。

1938年年底,游击4支队转移到山西沁水县,被整编为游击第十团二营,胡正平任营长。1939年春,调任政卫(政治保卫队)四支队支队长,该支队改为三十二团后,胡正平任团长。三十二团以沁水县为后方,分散在翼城、浮山、曲沃、绛县一带打游击,宣传、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抗日,袭扰日伪军,破坏其交通运输线。一天,日军一部从翼城往浮山运动,胡正平率一个连在途中设伏骚扰日军。天黑后,在公路附近的一个村子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准备出发转移,胡正平到村子边观察情况,发现村子被鬼子包围,他转身往回跑,刚跑出两三米,鬼子开枪,一排子弹打在他的腰上,衣服被打穿了两处,腰上的手枪子弹夹被打掉,所幸没有伤着皮肉。他立即组织部队一面抵抗,一面突围,最后沿村南的一条大沟撤到了对面的一座山上,才安全脱险。后来该团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山西决死队发展到9个师旅、50个团,总兵力达7万之众,引起阎锡山的恐慌,遂向共产党提出归还新军番号,取消决死队,并且由交涉发展到冲突。1939年12月,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进攻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也称“晋西事变”。当时,胡正平正带着三十二团大部在翼城、浮山一带活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不知道发生了事变。当他得知阎锡山部新八旅来包围消灭三十二团时,当机立断,马上通知在曲沃、绛县一带活动的二营转移,自己率团直属队和一、三营迅即转移到太行山高平地区,同八路军三四四旅的部队会合。在危急时刻,胡正平灵活果断地将部队安全带到根据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此后,决死队一、三纵队共十个团编入一二九师序列。暂一师、二纵队、四纵队和工卫旅共十一个团编入一二○师序列。

1940年2月,组织调胡正平到北方局党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随后调集总(即十八集团军总部)巡视团工作,先后赴冀南、冀鲁豫、冀中等地检查和帮助工作,前后约二十个月时间。这次巡视团工作的经历,使胡正平提高了观察、总结和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能力,积累了工作经验,为后来做好工作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

1942年3月,胡正平调任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1944年7月,入平原分局党校(在太行山)参加为期5个月的整风运动,通过反复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他的理论水平有较大提高。1945年1月,调冀鲁豫军区湖西军分区九团任政治委员。10月,任冀鲁豫军区湖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期间,经历了日寇投降,八路军反攻收复失地等重大斗争。

在湖西军分区,30岁的胡正平结识了自己终身的伴侣张玉英。张玉英1926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1945年3月参加革命,在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鱼台县抗联当战士。当时19岁的张玉英和妹妹张玉卿在山东单县湖西地委干训班学习。湖西地委组织部部长陈朴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部长)以组织的身份出面介绍胡正平和张玉英认识,两人自此建立了联系。

参加豫北、临汾和晋中战役

在经历了短暂的和平阶段后,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只好继续拿起枪杆,用战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1946年1月,冀鲁豫军区组建独立旅。次月,胡正平调任该旅副政治委员。当时旅长尚未到职,政治委员空缺,胡正平负责全盘工作。部队整编尚未完全就绪,即开往豫东反顽斗争最前线。蒋介石为把豫东建成反共反人民的基地,使用大量兵力进行惨无人道的“清剿”和“扫荡”。此地的群众基础不牢固,加之部队力量薄弱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独立旅不畏艰难,与豫东军分区党政军民紧密配合,很快站稳脚跟,并伺机消灭国民党军,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

张玉英姐妹俩在干训班学习结业后同时被分配到鱼台县工作组做群众工作,张玉英已是一名共产党员。此时,独立旅已移驻山东省菏泽县。经过半年多的了解,胡正平、张玉英决定结婚。1946年6月的一天,胡正平派人将张玉英接到独立旅旅部并于当晚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此后,张玉英被调到独立旅军政处当文书,在冀鲁豫军区建国学院财经系学习毕业后任独立旅供给处会计。

1947年春,冀鲁豫军区组建独立第二旅,胡正平调任该旅旅长,与政治委员王焕如等领导率部在长垣一线的黄河两岸活动,掩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作战。而后,参加豫北战役。经过冯付集、长垣、封丘、延津战斗,攻克长垣、封丘、延津三城,拿下据点十余处,歼敌六千五百余人,活捉国民党军一二七旅少将副旅长高强斌,缴获甚多。1947年12月中旬进攻长垣一战,是该旅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正规战,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辉煌战果。当时,胡正平、王焕如等领导指挥部队利用民房,挖墙开洞,距城墙百米处火炮抵近射击,掩护步兵冲击登城。指挥部和旅属炮兵猛烈轰击,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担任突击任务的六十四团八连奋勇冲击,团长贾英急令五连从缺口翼侧架云梯登城,六十四、六十五团迅速向城内攻击前进。六十六团从东门占领城头。3个团与友邻协同巷战,逐街逐屋攻击前进,拂晓结束战斗,全歼守军二千余人。1948年1月至2月,该旅进行了“诉苦”和“三查”教育,部队战斗情绪高涨,继续在汤阴、安阳地区向国民党军进攻。而后,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兄弟部队进入山西,对阎锡山部作战。

1948年3月,独立旅调归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建制,编为第二十二旅,胡正平、王焕如仍任旅长和政治委员。当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正在进行临汾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3月10日临汾战役打响,并对临汾守军完成包围。在第一步肃清外围守军的任务中,二十二旅攻占距城墙600米远的南门外菜市场,所属六十四、六十五团协同作战,利用地形,与守军反复拼搏,击退守军11次冲击,巩固了阵地。在扫清护城碉堡和东关的战斗中,二十二旅完成城南佯攻、牵制守军的任务。4月中旬,全旅投入城东南角开挖地下攻城坑道的任务。5月初,晋冀鲁豫军区“前指”及所属部队(包括第八纵队二十二旅)改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月11日,二十二旅与二十三旅接替太岳军区部队的攻城任务。二十二旅奉命在城西北汾河附近截击歼灭溃逃之敌。17日,临汾城被攻破,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司令梁培璜、娄福生、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率残部裹胁部分群众由西门出逃,二十二旅和三十九旅奋力追击将其歼灭,活捉梁培璜、徐其昌等。

尔后,胡正平等率二十二旅参加晋中战役。当时阎锡山将4个军、8个师、2个以日军为主的总队,部署在晋中各要点县城,并控制了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在第一兵团进行的保卫晋中麦收战中,二十二旅作为八纵队的第二梯队,先在平遥以南的曹村地区设伏,伺机歼灭运动中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军,后在南如良壁和北如良壁占领阵地,阻击平遥增援和溃逃的国民党部队。而后,又与兄弟部队一起对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团”展开围歼战,两个师大部被歼。在晋中战役最后决战中,二十二旅穿插至洪善、平遥之间堵溃打援。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集团三万余人被围于大常镇、戴李青地区。先期到达此地的二十二旅奉命担任歼灭纵深之敌的任务。解放军各部队齐心协力歼灭了赵承绶集团,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胜利结束。6万人的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以各个击破的战法歼灭阎军10万人,俘师长以下12994人,其中有日军41人。

率旅参加太原战役,徐向前称赞“打得好!”

1948年7月下旬,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准备发起太原战役。阎锡山防守太原城的总兵力达12万人,用12个步兵团赶修了近六千个碉堡组成的“百里圈”防御体系,还逼迫百姓组织了六千余人的民卫军和六千余人的妇女、少年、儿童、老年助战队。同时,还争取到了蒋介石空运补给的承诺。太原战役于10月4日提前打响。胡正平所率二十二旅奉命与二十四旅配合行动,攻歼了小店之敌。

初战获胜,华北野战军总指挥徐向前即令部队不失时机地夺取阎部东山要点。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命令二十二旅担负攻占杨家峪沟西南侧松树坡的任务。11月25日晚,胡正平指挥全旅开始进攻。首先以六十五团一个营沿杨家峪沟南侧插入松树坡阵地,攻占西北侧5号阵地,切断了松树坡与仓库区的联系,尔后固守阵地堵溃打援。后来根据战局的变化,胡正平与政委刘聚奎等领导商量改变战术,提前了攻击时间。六十五团三营插入松树坡阵地前,突然向5号阵地冲击全歼守军,尔后迅速占领5号阵地。胡正平命令30门火炮向松树坡猛烈轰击,纵队炮兵也向阎部仓库区压制射击。六十四团一营发起正面攻击,阎军腹背受击,丢掉了1~4号阵地。阎部进行多次反扑,胡正平组织部队将其击退。阵地争夺战异常激烈,六十四团三营全营打得只剩下四十余人,仍浴血奋战。六十五团三营与敌反复搏斗,只剩下11人仍坚守阵地。29日战斗结束。这一战, 二十二旅击退阎部5个团的12次反扑,歼敌三千余人,巩固了松树坡阵地,为兵团攻克太原城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向前司令员称赞二十二旅智勇双全,战绩突出,说:“这一仗打得好!”王新亭司令员也说松树坡战斗创造了一个典型的战例。11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太原前线部队暂缓攻城,转入围城休整,采取长围久困、逐步削弱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待机歼敌的方针。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野战军按序数统一排列。2月,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改为第十八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辖3个军,第八纵队改编为第六十军,第二十二旅改编为第六十军一七八师,胡正平任师长,刘聚奎任政治委员。

1949年3月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由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实施进攻太原的作战。一七八师为东线主攻集团右翼。4月20日总攻开始后,胡正平指挥第一七八师投入战斗。城郊四周的阎军部队在解放军攻击、穿插下,被分割、围歼。至22日,阎军守卫城郊的l3个师大部被歼,外围全部扫清。

24日清晨5时30分,太原前线部队集中一千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向太原城猛烈轰击,打开了城墙缺口,给守军城内主阵地以致命性摧毁。胡正平、刘聚奎率领第一七八师从东面缺口突入城内,迅速冲向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经过各路部队的合围,仅4个半小时,即全部结束战斗,俘虏阎军太原城防司令孙楚、副司令王靖国及师以上军官四十余名,歼敌近三万人。整个太原战役历时半年,总共歼敌13.8万人,将盘踞山西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反动统治政权彻底摧垮。

在甘肃省军区工作的日子里

1961年2月1日,胡正平担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忠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负责甘肃省军区的筹建工作。胡正平结束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部队院校领导工作生涯,离开学校来到了大西北。3月1日,甘肃省军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胡正平任主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省军区的筹建工作正式开始。后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成立了7人组成的军区筹委会临时党委,胡正平任书记,张忠、秦俊秀为副书记,负责领导省军区的筹建工作。在胡正平的主持领导下,很快着手选址定点、抽调干部、组建机构,到4月底,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所属23个处(室、院)及门诊部等单位正式组建,并于5月1日开始办公。27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兼任甘肃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兼任政治委员,但省军区的工作,实际仍由胡正平负责。他们一手抓筹建,一手抓工作,特别是民兵的全面建设。随着甘肃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当年9月,重新组建了武威、酒泉、庆阳、武都、临洮军分区。10月,甘肃省军区临时党委进行调整,汪锋任第一书记,徐国珍任第二书记,胡正平任副书记。12月8日,甘肃省军区从兰州军区接收兰州、天水等12个军分区、82个县市区人武部和独立步兵第一、二、三团。那一个时期,胡正平忙于组建、交接和正常工作,加班加点,不知疲倦。12月15日至24日,省军区临时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胡正平代表临时党委汇报了省军区筹建、思想政治工作、党内建设和民兵工作等情况,安排了当时要做的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加强人武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好民兵整组和重点建设,健全各级机构,安排好生活,做好第二年的生产准备。

1962年1月,胡正平兼任兰州卫戍区司令员。6月19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当时,虽然省军区组建不久,事情千头万绪,但省军区临时党委一班人,把民兵工作作为省军区的重点,狠抓民兵“三落实”。这一年,根据中央军区和兰州军区的指示,省军区进行了精简机关、充实基层的整编工作,胡正平带领工作组蹲点跑面,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至年底,完成整编任务。

1963年3月11日至20日,甘肃省军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胡正平代表省军区临时党委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汪锋、徐国珍、龙炳初分别为甘肃省军区党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胡正平为副书记。此后,胡正平协助司令员徐国珍、政委龙炳初抓省军区的全面工作,主管部队工作。

1964年年初,中央军委发出深入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胡正平组织领导甘肃省军区迅速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高潮,还带机关干部深入连队和训练现场,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言传身教,抓先行连、先行班,培养各类尖子分队,推广和运用典型,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活动,取得较好成绩。

1966年5月,正当胡正平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虽然对这场运动不理解,有许多疑虑和困惑,但仍然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和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1967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兰州军区赋予甘肃省军区“三支两军”任务。为搞好学生的军训工作,甘肃省军区党委决定由胡正平、张西鼎组成领导小组,抽调15人组成“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军政训练办公室”,按团、营、连、排组成训练机构,集训训练骨干,先在兰州市中等学校进行试点,春节后开始对全省大中学校学生分期分批进行军训。与此同时,甘肃省军区介入兰州地方“文革”,按照兰州军区的指示,支持以“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为代表的“左”派和“二五”夺权。胡正平坚决执行兰州军区的命令和省军区党委的决议,积极支持“左”派。

7月,甘肃省军区独立师一团二连在团工作组帮助下进行“四好”初评,有的官兵在民主会上对兰州军区和省军区某些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情况反映到两级军区后,省军区以政治委员龙炳初为首的某些领导人,根据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冼恒汉的旨意,把二连的问题无限上纲,上挂下联,说成是司令员詹大南、副司令员胡正平等人的“黑司令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甘肃省军区机关在冼恒汉指使下随即转入整顿,历时103天,揭发批判詹大南、胡正平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以詹、胡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军反党的罪行。司令部领导和机关一批正副处长遭株连而受到批判,并将二连的初评民主大会定为“个别坏人制造”的严重政治事件,“是一个具有反革命政变苗头的大会”。同时,省军区决定詹、胡等4人停止工作,到红古农场劳动改造。詹、胡案先后关押1人、隔离反省1人、停职反省3人、立案审查12人,一批机关干部被降职使用或强制复员。后来,詹、胡等人又被押回机关批斗。这期间,胡正平背着“三不满”“搞政变”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造反派采用“喷气式”“站凳子”“车轮战”等手法进行批斗,逼迫交代“问题”。省军区机关组成“批判詹胡委员会”,用13天时间召开630人参加的批判“詹大南、胡正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同时,二连进行整顿,省军区党委派人坐镇,批斗有关干部战士和团工作组成员。1968年1月,省军区党委向党中央和兰州军区党委上报题为“以詹大南、胡正平为首的u2018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反毛主席、反兰州军区的罪行u2019的报告”,列出八大罪状,请求严肃处理。2月12日,兰州军区党委免去詹大南书记、胡正平副书记职务(仍为常委),由龙炳初任书记、张忠任副书记。在省军区清理阶级队伍中,不少被打成"詹胡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先后被清理。1969年12月上旬,省军区党委举行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着重批判詹、胡的所谓错误。会后,省军区党委上报《关于对詹大南12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胡正平问题的报告》。8月31日,詹大南被免去兼任的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胡正平则继续“靠边站”,在家作检查。不仅如此,省军区还唆使人到胡正平爱人张玉英的单位挑动群众批斗张玉英。兰州军区有关部门还令陕西省军区通信站,让在那里仅当了一年兵的胡正平的大女儿胡丽华提前复员。后张玉英多次到兰州军区找冼恒汉当面论理,胡丽华才被留了下来,但却从通信站机务站调到了农场,以后又被派到地方支“左”,最后又放到炊事班,直到两年后离开陕西省军区。

在宁夏军区任职10年

1970年1月,胡正平调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这时,他的错案问题虽然还没有最后结论,但凭着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干部对党、对毛主席、对伟大祖国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觉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作中。刚到宁夏军区,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兼任宁夏国防工办主任、党组书记。这期间,经常深入宁夏各地的国防工厂调查研究、检查和指导工作,抓战备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970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兰州军区负责组成陕甘宁地区石油勘探指挥部,组织石油大会战。11月,胡正平被任命为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党委委员兼宁夏石油勘探指挥部(后称三分部)指挥、党委书记。12月1日,从宁夏军区独立师、军分区、县市人武部和边防营等单位抽调的80多名干部进驻长庆油田三分部机关所在地马家滩,组成以胡正平为书记,李华云、王培芝、杜宝祥、张华城(地方干部)为成员的党委,并很快展开工作。

三分部所属单位分布在宁夏灵武、盐池,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陕西定边、吴旗、横山和甘肃高城等地区,交通不便,设备老化,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加之,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群众组织之间派性严重,整个油田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胡正平带领党委一班人,按照长庆油田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首先消除派性促成联合,解放被批斗靠边站的老干部和技术人员,建立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勘探生产队伍。先后解放、使用了石万福和王嘉善等领导干部和两名总工程师及钻井总工程师。不到半年时间,各方面的关系基本理顺。在分部机关设立了生产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办公室共“三部一室”。根据军事化管理的要求,把单位和职工按军队编制编为团、营、连。编了运输团、抽油团、采油团、地震团、地面建设团和两个钻井团共7个团,加上招待所、医院、学校、农场、发电厂、机修厂等,包括机关共三万五千多人。

三分部是一个老油田,有一定的基础,总指挥部赋予了比其他4个分部更重的任务。分部党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提出一个月打一口井的任务要求。钻井队最多的一天能钻七百多米,最深的井达到三千多米。几年中,三分部详细勘探了宁夏灵(灵武)盐(盐池)地区油田,在马家滩东南部600平方公里范围内和红井子区进行钻探,共钻井56口,下套管44口,在6口油井的5个油层日产油10立方米以上。其中,有2口油井超过日产油100立方米的纪录,扩大了灵武、盐池一带的含油面积和储量。三分部党委非常重视科学生产,尊重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要求。特别在打井生产中,坚决做到井斜不能超过2度,若到3度坚决填井,从而保证了油田生产的质量。石油大会战为今后宁夏石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战初期,油田后勤基地尚未形成,钻井、采油、抽油等好多队在外作业,一个队七八十人要吃饭。因此,搞好生活供应非常重要。分部党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重点放在解决会战职工吃、住问题上。胡正平亲自抓后勤工作,派人派车到外地采购大批肉食、蔬菜,不定期地补充野外作业队的生活物资。1971年,组织职工和当地民工在灵武马家滩等地挖土窑洞、搭地窝子,盖“干打垒”,解决职工的居住问题。为安置非城镇户随队家属和解决职工口粮补助等问题,三分部自1971年起,先后在吴忠18公里等处办起4个农场,有土地近万亩,安置了数百户农业户家庭。

胡正平既是长庆油田的副指挥,又是分部指挥、党委书记,事情千头万绪,异常繁忙。他除召开或参加生产、政治、后勤等各种会议解决问题外,就带着警卫员坐车跑基层。一个钻井团七八个队,两个团就是十七八个队,还有采油队和多处小基地,点多、面广、线长。他早起晚睡,有时一天要跑好几百公里的路。

胡正平非常注意团结同志,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当年曾先后在三分部任过生产指挥部主任和副指挥的杜宝祥深情地说:“胡副司令这个人很民主,每次开会都征求地方同志的意见,尊重技术人员的建议,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的民主作风很好,从不发脾气。对大家提的意见,同意的采纳,不同意的也不当面反驳,大家对他很尊重,很支持他的工作。他在群众中威信高,到下面去检查工作,能解决的当时答复,不能解决的回来开会研究解决。”胡正平在油田工作期间,仍然保持了老红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一线工人都住帐篷,他下去也住帐篷,与工人吃一样的饭。有时是一个馒头,一碗白开水。

1974年8月的一天,胡正平乘车从固原去银川,在开城梁被地方一辆大卡车撞上,胡正平等受了重伤,被送到固原地区医院抢救。次日,直升机将他和同车受伤的宁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甘一民接转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治疗。这次车祸造成胡正平中型闭合性颅脑伤、脑挫裂伤、左肱骨骨折以及脑外伤引起的半身不遂的严重后果。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和顽强的锻炼,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他出院不久就回到了油田,拖着行动不便的身躯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此期间,他还带人到大庆参观学习,并把大庆经验运用到三分部的油田建设上。

1975年5月,胡正平离开油田又回到宁夏军区机关工作。1976年4月初,被抽到油田工作的部队干部奉命全部撤出长庆油田三分部,胡正平专程前去参加了欢送仪式,并合影留念。10月,“四人帮”被粉碎,胡正平积极参与组织领导部队进行整顿清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整顿及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二、三战役等。与此同时,甘肃省军区党委于1977年1月向兰州军区党委上报《关于清查“詹胡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报告》,报告认为,1967年冼恒汉制造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一起假案,报请批准立案查清并予平反。10月,根据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党委的部署,宁夏军区组织清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胡正平任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清查与“四人帮”及其在西北地区代理人有牵连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宁夏军区党委常委和党委扩大会及军区机关干部先后进行认真清查,集中对领导班子中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揭、批、查,并按照党的政策进行了慎重处理。1978年3月,胡正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甘肃省军区党委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于1978年5月初向兰州军区党委上报了《关于调查“詹胡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案的报告》,建议为詹大南、胡正平彻底平反并获批准。10日,甘肃省军区召开为“詹、胡资产阶级司令部”平反大会。自此,长达10年之久的一桩假案得以了结,胡正平以更大的干劲和热情为党工作。在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宁夏四届人大常委期间,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

1980年6月5日,胡正平接到兰州军区党委转来的命令: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1980年5月5日命令,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胡正平按正军职待遇离职休养(后提高为副兵团职)。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回忆我从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到1980年离职休养,整整50个年头了。经历了19年的战争岁月,又经历了31年的国内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半个世纪了,该交班了。党中央决定我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部队要精简整编、改革体制,这是我军当代建设的重大决策。部队要贯彻执行老、中、青u2018三结合u2019的干部政策,像我这样年老体弱的人,应该自觉地离开岗位,让德才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来接班,才能实现部队干部年轻化的目标。这是我军当前的重大任务,我坚决愉快服从!”

将军晚年生活

胡正平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夫人张玉英养育了2男4女共6个孩子,其中5个都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夫人张玉英自从1946年6月与他结婚后,一直随其南征北战,四处奔波,先后任过部队组织干事、政治教员、妇女学校大队副指导员、重庆步兵学校政治部干部科干事等职。张玉英1955年1月转业,先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系统任分理处副主任、储蓄处副主任、人事股股长、重庆步兵学校和兰州军区幼儿园园长、兰州医药批发站政治处主任、甘肃省商业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宁夏煤炭局政工组干部、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等职。1983年8月离职休养。胡正平对家事很少过问,家里的事全由张玉英处置。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她边兢兢业业地工作,边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除照顾丈夫及6个孩子的生活外,还要处理婆婆、小叔子和姐姐几家人的生活接济和乡亲们的求助等具体事情。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供应紧张,她想方设法给丈夫和孩子加菜加饭,自己却常吃剩饭菜。“文化大革命”中,胡正平挨批斗、作检查常常深夜才回家,张玉英每次都在家中静静地等待丈夫归来,给了胡正平很多温暖和精神上的支持。夫妻俩虽然饱受心灵和身体上的折磨,但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表露,更不曾说过一句抱怨组织的话。张玉英是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战士。

胡正平平时言语不多,但却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子女们说:“爸爸在家从不摆家长架子,从不打骂我们,有问题就个别谈心或开家庭会解决。”胡正平也是一个孝子。新中国成立后,每月按时给母亲寄生活费,经常寄生活用品,60年代困难时期,还将母亲接到重庆供养,同时还接济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弟弟一家,供侄儿们上学,帮助他们就业,还把患乳腺癌的弟媳妇和患心脏病的大侄子接到兰州住院手术。另外,还照顾贴补没有工作、独自抚养4个孩子的妻姐一家。他家经济并不富裕,但公私分明,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搞特殊化,更不允许家属子女搞特殊化。他常对妻子和孩子们说,警卫员、炊事员和汽车,这些都是组织上为我的工作方便配备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因此,张玉英或孩子有事想顺路搭乘他进城工作的车都不行,更不要说专门为妻子儿女出车了。有时胡正平和张玉英两人同时出行,也是一个乘小车,一个坐公共汽车。

胡正平生活十分俭朴,经常穿着补了又补的衣裤和鞋袜,也时常教育和要求儿女们艰苦朴素。但是他对家乡,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却十分关心和慷慨大方。红安县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他常用自己的工资帮助家乡搞修路拉电等建设。1969年,他拿出三千多元的积蓄为高桥区建新大队购买了一台拖拉机。当他得知家乡修建孙家湾大桥缺乏钢材后,便想方设法四处联系,几经周折,解决了家乡建设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后,他回过红安老家3次,每次回去都走村串户,问寒问暖,给乡亲们送肥皂、送袜子等等,还带着他们唱革命歌曲。1976年回老家,干部请他在高桥区吃饭,他坚持自己付了饭钱。

1982年5月,离休后的胡正平离开宁夏军区大院搬进西安市兰州军区朱雀大街干休所,后又转至西安兴善寺21军干休所。几十年的枪林弹雨和血与火的锤炼,使胡正平对军事情有独钟,离休后依然如故。他特别关注报刊、电视和文件上有关军事方面的信息,画重点、作笔记,分析国际军事形势,之后还要在墙上挂着的大地图上标出各种记号。有时还写写回忆文章,为过去他战斗过的部队写传记提供资料。种菜是胡正平晚年生活的又一大兴趣。他的孩子们说:“妈妈喜欢养花,爸爸喜欢种菜,爸爸亲自在院子里翻地、播种、浇水、除草,直到收获,还帮妈妈给花松土施肥。家里铁锨、锄头、小铲、洒壶、胶皮管等劳动工具样样全,他经常是满脚满鞋满手的泥巴,后来腿脚不方便了便指挥着让公务员、驾驶员干,我们偶然回家探亲也要下地干活。”

1988年7月,胡正平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年底,胡正平因贫血病住院检查,却发现患了贲门癌,且已到晚期。这种低分化细胞癌发展很快,从发现病到去世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病房里听不到他的呻吟声,即使难以忍受的疼痛让他坐卧不宁,他也没有向医生提出过任何要求,包括要一支止痛针。听着不断从隔壁病房病人因癌痛发出的哭喊声,医生护士对这位意志坚强的老将军无不由衷地钦佩。

胡正平病重的时候总惦着两件事,一是想回趟老家,给因他参加红军而吃尽苦头的老母亲坟前磕头烧纸,还要看看村子里是不是家家都通上了电;二是想到长庆油田三分部看看。要去马家滩、大水坑、九公里……他说,不知那里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在胡正平弥留之际,他对子女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这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我一生只娶了你妈妈一个,这6个孩子全是我们自己的。”胡丽华说:“那时爸爸特别依恋妈妈。妈妈身体也很不好,有严重的糖尿病、心脏病和肺气肿,不能长守在他身边,爸爸老是问:你妈妈呢?只要妈妈在病床边坐着,他就特别安静、特别踏实地定定地看着妈妈……”

1994年8月26日,胡正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走完了他漫长而辉煌的79年人生旅程。1998年4月24日,与胡正平相依为命的夫人张玉英也在西安病逝,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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