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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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

陈西滢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淩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著作书目

  《西滢闲话》(杂文集)1928,新月

  《西滢后话》(杂文集)1931,商务

话说陈西滢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著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麼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著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为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著"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他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与鲁迅之战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馀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参考文章:《狗.猫.鼠》 (鲁迅)

  《二十四孝图》(鲁迅)

  《无常》(鲁迅)

  详情参考《朝花夕拾》

重读西滢闲话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著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当成"闲话"来谈,好象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甚至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坛,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句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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