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原

  名人简历    【本页移动版】

  1933年8月1日出生,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历任七机部12所所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11年10月2日,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

人物简介

  我国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为早期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亲自策划和领导制订、实施了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规划,推动了关键技术突破和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等一系列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战略性工作;为适应航天科技发展和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需要,决策并领导开发了大型运载火箭,为长征火箭在国际市场拓宽了发射服务领域;担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立项和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质量体系,实现产品保证工作系统化和规范化,开创了中国航天质量工作的新局面。

人物经历

  于无声处听惊雷

  1992年8月14日,随着一串短促有力的指令,发射塔四周漫起一片白雾,乳白色的长征二号E火箭喷吐出橘红色的火焰,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刺云天。经过675.284秒的飞行,将美国制造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送入浩瀚苍穹。人们击掌相庆,泪水在欢笑中夺眶而出。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公司的代表忍不住大声称赞:“太棒了!太棒了!”当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步出指挥大厅,激动的人群蜂拥而上,把他一次次托起……

  英烈之后成就惊天伟业

  在刘纪原珍藏的影集中,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大约5岁的小纪原站在两位身穿戎装的女战士前面,其中戴眼镜的那位便是他的母亲——刘亚雄,时任山西女子抗日敢死队指导员,后又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女专员。1933年,刘纪原在母亲腹中5个月时,父亲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成为被后人缅怀的雨花台烈士之一。母亲与外祖父为了让他永记父亲,便为他起名刘纪原。

  刘纪原从小就在外祖父刘少白家长大。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中,毛泽东曾提到过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1942年5月,刘少白发起倡议,组织晋西北参观团去延安取经,启程时将儿子刘易成、侄子刘乃成,以及八岁的外孙刘纪原都带在身边。他想借此机会,把孩子们送往延安,让他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当时,国民党整天叫喊要进攻延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变主意。刘少白乐观而坚定地说:“国民党不得人心,成不了气候,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会有出路,我一定要把孩子们送到延安去。”事实证明,刘少白的确是有远见的,他先后把9位至亲送进了革命队伍。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刘亚雄成了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女儿刘兢雄和三女儿刘平也都是早年投身革命,日后成为出色的领导干部,儿子刘易成成为基础物理学家,外孙刘纪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头人之一。

  说起去延安这一段经历,刘纪原还讲起一段小插曲:“外祖父把我们三人带到延安后,经多方联系,均因住房困难而无法安排。王若飞将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说:u2018没有窑洞可以挖窑洞么,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u2019就这样,我们三人进入了延安保育小学。”到延安与母亲在一起,母亲给了他感情上的慈爱和管教上的严格,并未因他是唯一的遗腹子而娇生惯养,因此他也继承了母亲身上的秉性——顽强和坚韧。小学毕业后,他又随母亲来到东北,在哈尔滨四中读了一年书,并加入了毛泽东思想青年团。

  少年时的磨砺成为刘纪原一生的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了尽快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事业急需的人才,向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而刘纪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接受党和国家的挑选,远赴苏联留学。尽管当时喜欢的是汽车专业,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并深感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学不好无颜回国。

  1960年,风华正茂的刘纪原完成了在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校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的全部学业后,返回祖国。此后,他长期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与管理工作,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两弹结合”试验。在我国地地导弹采用和实现全惯性制导、改进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可靠性等科研攻关中,功不可没。

  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先后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总经理兼航天局局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主持发展战略研究,领导规划编制和实施,带领中国航天走出了运载火箭系列化、卫星平台通用化发展的路子;他提出并组织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专项技改等重大工程立项、论证和研制;建议并推进航天效益工程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效益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为中国航天持续发展并在世界航天发射服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被授予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俄罗斯导航科学院院士称号。

  适时决策长征火箭走向世界

  1986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灾难年。1月28日,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过程中机毁人亡。紧接着,急于填补运载工具空白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大力神火箭爆炸,麦道公司的德尔它火箭由于过早熄火而自毁。5月,已经赢得世界半数以上卫星发射合同的欧空局的阿里安火箭也发射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使运载火箭市场出现了用户排队等待发射卫星的局面。美国各大卫星公司的老板们将目光移向了世界的东方。

  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市场遇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契机。为使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经刘纪原建议,航天工业部党组决定组成10人小组,专门负责对外发射事务。从1986年初开始,刘纪原精心组织的10人小组通过到美国等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市场调研后,提出了可行性论证方案,并以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的名义联合向中央提出用中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的报告。9月,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随后我国获得了第一个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合同。

  专家们预测,20世纪90年代将出现世界卫星换代的高峰。在欧美垄断的世界航天市场,当时的中国运载火箭只能发射1.45吨的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要继续获得市场,就必须而且只能尽快利用我国成熟的火箭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当时,长征火箭诞生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已经敏感地捕捉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研究院一间极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研究院的领导人李伯勇、王永志和火箭专家王德臣等一起悄悄地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火箭家族中的有着不败业绩的长征二号丙火箭为芯级,在一级箭体上并联4台液体助推器,使火箭的总推力达到5880千牛,就可以把长征二号丙火箭的低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一下提高到9.2吨,配以固体推进剂上面级可将3吨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转道;配以液氢液氧推进剂上面级,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就能达到4.8吨左右。

  听到这一大胆的设想,当时担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纪原立刻眼睛一亮,表示支持并筹措资金,开展技术攻关。当他向上级提出这个“用长征二号E火箭一步跨进大推力市场”的战略思想时,遇到了阻力,一些领导认为这样会挤占别的科研经费,影响正常型号的进度,还担心搞出来没市场。最后,长征二号E火箭上不上马的问题上升到国务院来解决。在国务院汇报会上,李鹏总理问:“长征二号E没有经费怎么办?”刘纪原回答:“我们贷款吧!”这一回答看似轻巧,代表的却是全体航天人的决心。后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贷款4.3亿元,正式启动了长征二号E火箭的研制工作。

  1987年9月,澳大利亚奥普图斯公司就建立第二代国家卫星通信系统进行招标。当时,有4个西方宇航集团以主承包商的身份参加投标。初出茅庐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以发射服务分包商资格与主承包商组合参加投标,这意味着中国长征二号E火箭开始了和美、欧火箭的角逐。在这4个西方宇航集团中,只有主承包商休斯公司在运载方案中列入了中国尚无实物的长征二号E火箭。

  根据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的“澳星”发射定座协议规定:在1988年10月31日前,如果双方没有正式签订发射合同,将失去合作的可能。10月初,由航天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领命出征美国。由于长征二号E火箭没有飞行的纪录,因此国际保险界没有承保许诺,致使休斯公司迟迟不敢一锤定音。经过艰苦的谈判,直到最后一天,中美终于达成协议。中国航天闯市场努力做成的第一宗大买卖,用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两颗澳大利亚卫星,竟然就在纸上谈兵中成交了。签完协议后,休斯公司总裁道夫曼在致辞中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我们要学会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休斯公司要求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在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认为中方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论据证明自己能够按时发射,用户有权终止合同并罚款100万美元。中国航天面临着一次残酷的挑战。

  1988年12月14日,中国全面启动研制用于发射“澳星”的长征二号E火箭,此时,离合同规定的火箭首次发射试验时间仅仅18个月。

  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过20多年的刘纪原主持制定了长征二号E火箭的设计、研制方案,狠抓了研制进度与质量,狠抓了条件保障,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奋战,18个月后,奇迹真的出现了,昔日仅仅是草图一张的长征二号E火箭比合同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97米高的发射塔架上。

  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E火箭将首次进行飞行试验。然而,此时的西昌地区已进入雷雨季节。世界各国选择发射时机均小心翼翼地避开雷雨季节,因为它会带来设备绝缘性能下降、防雷电困难以及燃料由于温差会引起箭体“出汗”等一系列技术问题。究竟第二天是发射还是不发射,领导层面临艰难的抉择。当时的上级机关领导认为火箭发射条件不成熟,不能打!万一炸毁发射塔架谁负责?而航空航天部门的专家认为,故障已排除,应该发射!当天下午开分系统会,谁都不敢拍板,会一直开到深夜2点,外面的工作人员也都久久不散。这是他们靠贷款,大干18个月干出来的,如果这次不发了,不但签的合同飞了,要罚款100万美元,这枚火箭也就胎死腹中了,贷款更还不上。可谁来拍板呢?万一失败了,谁负这个责任?最后,领导同意刘纪原拍了这个板。

  7月16日9时40分,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凝聚着千万人心血的长征二号E火箭首飞成功。1992年8月,长征二号E再次显示它的威力,把当时世界上最重的“澳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又成功地发射了亚洲二号和艾科斯达一号卫星。

  从1986年到1998年的12年里,在刘纪原主管下,长征火箭系列从4种发展到9种,向国际市场投放8种类型的长征火箭,可以执行低地球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卫星发射任务,拥有发射目前世界上各种轨道要求、不同质量卫星的能力。在1990年至1998年间,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已经实施了15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协议,还提供了5次专为发射铱星而研制的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搭载服务,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7%~9%。在发射国外先进卫星的过程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迅速发展,运载能力不断提高,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到5吨,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人才还是技术,都为中国航天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日后的载人航天工程积蓄了力量。

  就在中国航天大踏步向前迈进之际,1994年,国内市场急需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因燃料泄漏,未能进入预定轨道;1995年1月26日,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亚太二号卫星失败;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在发射国际通信卫星708时凌空爆炸;1996年8月18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中星七号卫星时,因发动机故障,卫星半路搁浅。三年中,连走麦城,航天科技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国外一些卫星用户纷纷提出终止发射合同,国际保险界提出要提高长征火箭的保险率和种种苛刻的条件。

  面对前所未有的逆境,刘纪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变革下,必须要解决好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管理机制的调整。他适时地提出并推行了改进航天工程和质量管理一整套新思路、新办法,实施了行政后勤社会化与军民品分线管理,极大地稳定了军品研制队伍;按照“一次成功,改进过程”目标,制订了改进航天工程管理的“72条”、改进质量管理的“28条”、改进质量问题管理的“双五条”以及航天质量管理改革方案和“三个三”的质量振兴计划;提出并指挥行为规范体系工程和技术保障体系工程的建设及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把航天工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提高到国内军工行业领先水平。从此,开创了航天质量工作的新局面: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重点型号、载人飞船、多种卫星首飞成功,发射能力提高⒈4倍,消除了重复故障,地面试验故障数减少三分之一,他为此荣获2000年度国家质量管理突出贡献奖。

  在工程管理方面,他倡导、推行“加速发展,勇于创新,持续改进,—次成功”的航天管理新思路,领导和组织中国航天工业走出了“导弹武器固体化,运载火箭系列化,卫星平台通用化,发射服务国际化”的路子,把航天工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推进到与国际接轨的新水平。继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抓应用卫星与卫星应用,抓技术改造,突破载人航天”的“两抓一突破”的发展思路后,1998年又提出了以发展大运载、大卫星公用平台和小卫星为重点的“两大一小”的《我国空间技术发展思路》,经25位院士评审确认,成为“十五”航天发展计划的基础。

  殚精竭虑铺设飞天之路

  在刘纪原的简历中,有这么一栏:1992年12月至1999年9月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短短的二十几个字,浓缩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背后的酸甜苦辣。

  1988年,在分析航天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全球局势后,刘纪原从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高科技发展和后继人才的需要出发,适时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航天技术的发展重点要放在“两抓一突破”上,并主持了我国研制航天飞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搞航天飞机不现实,应该将注意力转到如何搞飞船上。他认为,为保持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势头,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很必要的;但考虑到我国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应该首先研制多用途飞船,作为试验性载人、运货航天器,为初期载人航天试验服务。通过飞船的研制和飞行试验,为发展有翼轨道器及先进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和空间站利用,奠定必要的技术基础。

  1991年1月7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由刘纪原出任组长。在他指导下,该小组与“863计划”的航天专家一起负责确定技术指标、需攻关的关键技术、需建设的大型设施等,以便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基础。

  促使工程上马的机会出现在1991年初。1991年1月30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会议当天,刘纪原副部长刚从内蒙古指挥部调研回京。火车到站时,他对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计划司总工程师的张宏显说:“到会场后,先不要留下来参加会议,你回部机关去,把我们写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等文件取来封好,送给参加会议的二炮副参谋长栗前明(小平同志的妹夫),什么话也不用说。刘纪原托栗前明将《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和《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转呈给了邓小平同志。该建议中特别提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存在着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事情进展得也非常迅速。3月14日,航空航天工业部办公厅的保密电话响了,传来的是国务院秘书局的通知:“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约见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汇报。”

  汇报会后,李鹏总理表示,我们应当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时,把载人飞船送上天!他还特意把刘纪原从党校叫去,就论证情况、条件准备及不同方面的意见等询问了两个小时。

  1991年3月20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收到了中办秘书局转来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刘华清在《航空航天重大情况》文件上的重要批示。

  从那时起,我国载人航天的工程论证工作便进入了全面、紧张、有序的状态。在刘纪原组织下,航空航天工业部先后邀请了数批外国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他们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并派遣20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到国外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学习。现在,这批人已成为航天各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中央专委认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是必要的,应当从载人飞船起步。会议决定,在“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工业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论证。

  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工业部汇报。常委们讨论得十分热烈,他们认为,工程意义重大,技术方案符合国情,载人航天是当代高技术,有利于推动和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增强综合国力。会议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报中央。11月,中央专委批准丁衡高任工程总指挥,沈荣骏、刘纪原任副总指挥,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永志任总设计师。

  1993年6月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成立,作为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刘纪原本来就挑着双重的担子。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攻关阶段,这位副总指挥简直成了救火队员,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三垂方案(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中关键装备——活动发射平台,由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设计,长治清华机械厂负责研制、生产、总装。活动发射平台重达750多吨,高8米,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攻关,比如上下滚道淬火,主梁和侧梁焊接,过渡框平面加工等,这些关键技术既要全厂职工群策群力攻关,也必须具备必要的工装设备。刘纪原等机关人员与厂领导研究决定购置落地铣床,建设重载大跨度厂房等基建技改项目,为长治清华机械厂创造了较好的加工环境,确保了关键装备按时投入使用。在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过程中,逃逸救生装置整流罩超重是大难题之一。在刘纪原的亲自督促下,总师系统和各分系统一点一点地减重,终于把结构超重抠下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由逃逸主发动机增加总冲来解决,妥善解决了整流罩超重问题,保证了飞船的设计质量。在飞船研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加工能力不够,虽然已做了很多技术改造,但5艘飞船,将近20多个舱段,就是日夜不停地加工,都很紧张,何况,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返回舱气动参数在三家提供的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取舍;降落伞的关键技术和外协要处理;还有在北京唐家岭航天城建设中,需要到现场协调解决一系列问题……

  1998年11月10日和11日,就在载人航天工程进展的关键时刻,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和朱镕基总理分别来到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参观视察了正在研制中的载人航天工程。

  在飞船返回舱前,江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首先我要祝贺你们,在短短的六年之内,你们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今天看了以后,对于我们来说,学习了许多新的东西。1992年,党中央作出这样一个决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在科技、经济、军事、政治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李鹏委员长指着逃逸火箭发动机说:“我想我们上一个载人航天工程,它的意义决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要通过它们把我们中国航天带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整个的空间技术及与其相关的高技术。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我们的人才队伍没有断层,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使我们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朱镕基总理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矗立起一座航天城,很多设备都达到世界水平,很不简单。我向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意,真正要谢谢你们。这个工程不但有重大科技、国防和带动经济发展的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能够凝聚整个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中华民族一定会记下你们的光荣业绩。”

  1999年,刘纪原离开航天领导岗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但他割舍不下曾为之奋斗了40年的航天事业。从1999年11月20日到2005年10月12日,神舟飞船六次启程、返航,他次次魂牵梦绕,次次心驰神往。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剧烈的心跳,一起欢呼庆贺胜利。2003年11月16日,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归程之际,年已古稀的他来到内蒙古中部大草原,迎接飞天英雄杨利伟凯旋。当这位把毕生心血献给航天事业的老战士与年轻的航天员双手紧紧相握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人物专访

  记者:在发射没有成功的那一刹那,您在什么地方?

  刘纪原:我在指挥大厅。

  记者:那您看着它当时没上去,当时什么心情?

  刘纪原:我当时,脑子里边有点空白。不知道怎么回事。

  记者:这个空白多长时间。长吗?

  刘纪原:我记不太清楚,反正有一段,脑子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想什么也不清楚。因为这个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到了现场看了以后,才害怕。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起来一点了,紧急关机以后,它又坐下来了,正好坐在支架上(那个发射台上有四个支架)。

  记者:真是万幸。

  刘纪原:如果是稍微扭一下,坐下来,照样发生灾难。那个时候心里面才觉得十分可怕。

  记者:后怕?

  刘纪原:事后就组织人,赶快查原因,当天晚上就把它查清楚了。原因出在程序变电器,点火的一个触点,进去了零点二毫克的东西。

  记者: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失误吗?

  刘纪原:就是因为这个触点本来应该是不闭合的,零点二毫克的东西,掉到触点当中,造成短路,这个触点等于闭合了。这一闭合,其它该点的没点着,所以就进行了自动的紧急关机。

  董倩串场3:用“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原本是一件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荣耀的事情,我记得那时的我还在读大学,尽管对航天不了解,但听到人们都谈论着,这是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我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后来在阅读航天的相关资料,了解过去30年的变迁时,我才知道,中国火箭在走向国际发射市场过程中经历的一波三折,也才了解到,把时间从1992年向前推移到1984年,那时的中国航天界正经历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记者:当时您在做什么,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刘纪原:我正好是1984年5月份到的部里,到部里以后呢,党组让我分管的工作里,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配合当时我们部里面,搞改革。当时改革就是因为大的形势变化,我们航天队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我认为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最大的冲击是思想上的冲击。

  记者:这怎么讲?

  刘纪原:原来都是国家给任务,国家给科研经费,国家给宿舍,我们就集中力量把国家任务完成好。所以实际上是用不着,特别是领导层,用不着发愁,不需要自谋职业,你就把国家任务完成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军品任务锐减,我接任的时候,当时整个航天系统,24万人的整个费用,才只有5亿8千万(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要养活这么多人很困难。

  记者:那你们怎么生存呢?

  刘纪原:为了挣一点奖金,可笑的是要卖冰棍,织毛衣,弄一点钱,来发奖金。

  记者:所以当时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就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来自这样一个背景。

  刘纪原:就是这样,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而且人员的思想障碍,主要一方面是航天特殊,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国家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法,习惯的方法,就是指令性任务。而且全国大协作是一盘棋,只要有红头文件,订货、材料、供电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这么一改以后,这一套行不通了。

  记者:那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刘纪原:首先我们做的工作是解决思想问题。反复强调,按照我们老部长郑天翔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客观形势变化了,是应当人跟上形势的变化,而不是让形势跟上你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应当适应当前的环境。所以就开始让一部分人来发展民品,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逐步使我们的企业来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这是一类。再一个就是想发挥我们航天的特长,就是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用我们的航天技术、运载火箭,来发射国外的卫星。

  董倩串场4:这并不是中国航天人的突发奇想,就在1984年的4月8号,中国用自行研制的“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长征3号”火箭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推力、多用途的三级火箭,可此时它却“养在深闺人未知”,凭着对长征火箭技术的那份自信,刘纪原觉得中国的火箭应该到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去闯一闯。

  记者:那么我们怎么去跟这个世界市场去衔接的,我们怎么走进这个市场?

  刘纪原:有了这么个机会以后,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10人小组。

  记者:这10人小组是怎么回事?

  刘纪原:这10人小组干什么呢?就是你光有想法,国际上认可不认可?所以要组织10个人到国际上去调查研究。就是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运载火箭推出去,这10人小组就这么起因的。我受党组委托,领导10人小组。

  记者:那这10个人去哪儿,做什么?

  刘纪原:主要是美国,到美国去找这些需求,(需要)火箭的卫星公司,比如说休斯、劳拉这些公司去调查研究。

  记者:那人家接应不接应咱们?

  刘纪原:一开始他们很傲慢,但是多次交往,讲清楚以后,那他们还是(态度好多了),因为他有商业上的需求。但是对中国火箭的信心和能力,他们是很不了解的。那么经过这10人小组调查研究回来以后,认为有这个可能。

  记者:您当时的意见是什么?

  刘纪原:我当时的意见就是同意,这个事儿要赶快报。所以我们正式向国防科工委汇报了,国防科工委又正式给国务院、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1986年就批了。其中很明确的一条,就是(说这是)国家的形象工程,要全国各部门全力支持。

  记者:把这个对外承包发射,变成了国家形象工程?

  刘纪原:我记得当时,刘华清同志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工作。据我了解,小平同志也过问过,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温伯格都打电话讲这个事情,然后张爱萍同志又给国防部长面谈,提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国际市场,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全国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出去。

  董倩串场5:就在中国火箭试图走向国际市场的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成为那一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女教师走进航天飞机时的摆手微笑,而航天飞机在升空后不久,突然发生爆炸,七个鲜活的生命在烈火中瞬间消失,人们在面对这场灾难时惊愕的表情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同学们很长时间都在议论这件事。后来我又从广播中听到了,美国的“大力神”火箭、“德尔塔”火箭、法国的阿里安火箭都相继失事,1986年成为国际航天界的“黑色灾难年”。

  记者: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们是怎么分析的?

  刘纪原:这个时候,美国有大量的应用卫星需要发射,可没有运载工具。美国在研制中间,我认为它有一个漏洞,它把力量集中放在航天飞机上,把运载火箭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这么多卫星要打,缺这个运载火箭。恰好那个时候,如果用我们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当时它那个容量,叫376卫星的,正好能够匹配。

  记者:当时是互相都在寻找,还是说我们在寻找?

  刘纪原:主要还是我们(在寻找)。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情况,虽然知道一些,但是详细的情况,他们并不熟悉,而且他们有点不敢相信。他们来看我们的总装厂,让他们来看的时候,他说,你们对我们保密,那哪是总装厂,那是个仓库。这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东西的估计,实际上那就是我们的总装厂,不是仓库。所以他对我们的情况是很不了解的。还有一个难点,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国际上这套规范、规则、保险我们不熟悉。

  记者:您指的是商业规则?

  刘纪原:商业规则,因为你要进到他那里面去,就得遇到这一套国际上(的规则),人家是发展了多少年,成熟的东西。我可以举例子:我们一开始搞东方红三号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和德国合作,主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合作,人家企业论证报告都是一摞一摞的。这个就交给我们作为一个工程研究的话,你都需要干些什么程序,这个是我们完全通过国际合作了解到的。再一个就是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高技术。如果是把国外的卫星挪到中国来,会让中国窃取国外卫星的技术。所以他要设法来阻止。

  记者:那你们怎么办?

  刘纪原:我们就在国家外交部,当时还有国防科工委支持下,组织谈判代表团,给他承诺:卫星运到中国,相当于是过境,就如你的飞机,到了中国,入关我们也不检查。然后,你把它运到靶场,运到靶场以后,由你们把它放到卫星厂房。你把厂房封闭起来,你的人员在里面,独立地进行操作。都弄好了以后,再把卫星装在我们的火箭上,送到靶场来发射。所谓你认为你的技术秘密,我们根本就不沾。

  董倩串场6:第一次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尝试让人兴奋不已,而这一次发射竟然异常顺利。1990年4月7号,“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亚洲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中国火箭从此开始了商业发射的历史。品尝到成功喜悦的航天人并不满足,他们看到了当时国际上第二代大型通讯卫星的运载需求。为了拓展市场,刘纪原和他的同事将目光锁定在“长2捆”新型运载火箭上。

  记者:我们看上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刘纪原:当时我们瞄准的就是这个澳星。去谈判的时候拿着几张纸,人家都笑我们,就这么能谈判。

  记者:那应该拿什么?

  刘纪原:应当拿完整的报告,可行性报告,完整的产品的性能介绍,人家看了以后才能够评价,我用不用你。

  记者:我们拿着这张纸是跟谁去谈?

  刘纪原:和美国休斯公司,因为这个卫星制造商是休斯公司。

  记者:所以休斯公司肯定觉得咱们很奇怪,就几张纸就来了。

  刘纪原:当时这样情况,人家没法谈。所以我们,就指长2捆这一件事情,(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当然就长了知识了,我们就开始启动国内的事情了。那就要加快研制,设计等等,最后真正要搞这样的工程,还得要国家认可,国家不认可,资金从哪来。因为我管财务和计划,我只能从别的地方,经过甘子玉同志同意,支了两千万来开展课题研究。

  董倩串场7:尽管“长2捆”火箭还处于课题研究的阶段,但中国火箭相对低廉的商业发射价格,仍然对美国休斯公司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之后,美方与中方正式签订了发射合同。可这份合同的签订并没有让人松下一口气,因为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号之前,保证“长2捆”火箭有一次试验发射,否则美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中方罚款100万美元。“长2捆”火箭能如期研制出来并按合同要求进行试验发射吗?当时谁的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刘纪原:我们在南苑开过一个会议,他们把这个会议叫做我们航天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两派。一派认为我有把握,我一定能做出来。当然包括王永志,他当时是一院的院长。还有一派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做不出来,不仅丢了航天人,国家的信誉也没了,甚至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敢定吗?辩论得非常激烈。

  记者:您是哪派?

  刘纪原:我当然是主张要干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认为还是要干,风险是有一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记者:当时可是如果干不成的话,是又丢人,又赔钱。

  刘纪原:如果干脆不启动,那也就是长2捆就没有了。

  记者:也不丢人,也不赔钱。

  刘纪原:这当然后续再说了,最后结果,就上到国家了。

  记者:是上不上这个项目,已经上到国家了?

  刘纪原:反对的人的意见呢,我认为,他也是出自于爱国。这么大的事情,您弄不上你不丢人吗?他是从国家这个角度考虑,不完全是从个人考虑。那么主张的人,我认为他也是爱国,而且他有他的理由,我相信这个东西,有困难但是可以做出来。后来是姚依林副总理,讲了一句话,就是他支持。他认为美国的要求是苛刻,但是要想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要闯这道关。只要你进去了,你后面就好办了。他举了一个纺织品的例子,中国的纺织品一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也是很难的,但是一旦我进去了,那我就自由了。

  董倩串场8:用“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的任务最终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时,距离合同约定的试验发射时间只剩下18个月,而且国家不为此拨一分钱的专款,“长2捆”火箭的研制及发射费用都由航空航天部自行解决,这时的刘纪原,不仅承担着国际商业合同的压力,还要迅速解决贷款的难题。

  记者:怎么贷?跟谁贷?

  刘纪原:国家有一个科技贷款银行,用科技的形式贷款。

  记者:是您提出来贷款的意见?

  刘纪原:最早我在汇报的时候讲没钱,也早就知道主管部门没钱,但是我说,没钱我们贷款。贷款加利息就4亿(人民币),研制这样一个长2捆火箭就足够了,当时我们预算下来,如果我们打成功,拿到五个合同,这个款就可以还上了,它也不是空想的。因为明白着世界上有多少卫星需要用我们这个火箭。所以我们预测,拿到六个合同,打成五个,第一个不算,就可以把成本收回来。

  记者:也就是说,您当时做出这样计算,是因为对形势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判断?

  刘纪原:所以很快就办了贷款手续。钱有了,我们就开展了研制,包括基础设施,振动塔、发动机,还有好多东西,就全面铺开了。

  记者:当时这个形势,就框得死死的,钱就是4亿人民币,时间就是18个月。

  刘纪原:对。老实讲,老同志反对说你们18个月(研制出长2捆),但是实际上这个捆绑火箭的技术有基础。实际上航天部成立不久,对这个捆绑火箭,技术上就开始研究了。因为它总要不断扩大它的运载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粗加长。一个办法就是捆上若干个。同样可以起到加大运载能力的措施,只不过是接受任务以后,还没有开展真正设计,要拿出东西来,而且就18个月,当时部里面就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加班加点。(硬是)把原来要订货的东西,一年到一年半的周期,三个月之内98%全拿到手了。所以小平讲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记者:那您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您是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刘纪原:我就是一个总协调吧,代表部里面来协调进度、质量怎么管理、基础建设、保障条件。主要是在管理方面的工作。

  记者:您心里有没有谱,18个月能不能研制出来?

  刘纪原:我也冒着很大风险,但是我就在研制一线、设计一线了解情况,所以心里面还是有数的。

  董倩串场9:也许是胸有成竹的一种表现,也许是一种中方刻意的安排,1990年的6月29号,比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提前了一天,中国第一枚“长2捆”大推力火箭竖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但因为“长2捆”火箭刚研制出来,一些突然出现的技术故障导致试验发射时间一再推迟,而忙于解决问题的航天人没有想到一场灾难竟然在随后降临。7月12号,“长2捆”火箭四个助推器上的脉动压力传感器出现燃料渗漏,在组织抢险的过程中,工人师傅魏文举不幸中毒牺牲,其他抢险队员也因为中毒被送入医院抢救,这场灾难让整个发射场都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记者:您当时看到牺牲,包括伤亡这种情况,您当时心里的压力是什么?

  刘纪原:的确是很可惜。火箭发射场和医院距离很远,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一个晚上跑了三趟。

  记者:为什么呢?

  刘纪原:有伤员,有重病号。感到这个人要不行了还得赶快过去,因为人家是为了现场做出来的牺牲。而且老实讲,我们那个总指挥,还有王永志都躺到床上了,等于那个时候,我算现场指挥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慢慢把情绪稳定住,最关键的是上级来调查的时候。出了问题以后,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冒险。

  记者:这是美国人的看法,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看法?

  刘纪原:外国人报道,国内也有人。结论就是说,打成了是侥幸,打不成是必然。只有一条路,把它拉回去。

  记者:拉哪儿去呢?

  刘纪原:拉回去就等于不干了,(当时)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我们有句俗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为什么在火箭发射的这个问题上,却反复争执?

  刘纪原:主要就是因为人的牺牲,可能影响很大。认为提那个(长2捆)太不成熟了。当然,最后又派了领导来座谈,一个一个审,有没有把握,审的最后结果,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问题,打。因为大家辛辛苦苦搞了18个月,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就要撤回去,让人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董倩串场10:4天之后的7月16号,“长2捆”火箭终于成功地飞向太空,顺利完成了试验发射,我无法猜测航天人是怎样熬过这4天的,但我看到了当时的资料画面,他们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用这首歌来为自己加油打气,直到实现预定的目标。

  但坎坷似乎注定伴随着中国航天人,1992年3月,当“长2捆”火箭正式发射澳星,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为中国火箭欢呼的时候,航天人不得不再一次面对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火箭发动机的紧急关机,“长2捆”火箭及其搭载的澳星都保留了下来,可这次发射算不算失败又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引起了争端。如果定义为失败,国际保险公司就得进行巨额赔偿,而刚刚亮相的“长2捆”火箭就会在质疑声中被淘汰出国际市场。

  记者:(这次发射)是等于失败吗?

  刘纪原:不等于失败,是等于没成功。

  记者:没成功和失败有什么区别?

  刘纪原:失败就应该是箭、星全毁掉了,可我这次什么都保留了,卫星也完整保留了,火箭也保留了。

  记者:虽然不是失败,但没有成功意味着什么呢?

  刘纪原:意味着需要打官司了。

  记者:跟谁打?

  刘纪原:保险公司。因为这个要保险,这算不算你保险的范围,所以也就带来保险界一个新的认识。

  记者:就是国内的保险界,还是国外的?

  刘纪原:国外的。保险过去只有起飞和没起飞。我现在,又起又没起,这段谁来保。以后所有保险公司都包括这个的,这就是一个过去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所以国际上认为中国的紧急关机能力很强。实际上,我们这套关机是不错,没有起来自动关机,就没有造成很大的后患。如果不关机,那就很难设想了。自己的火箭、卫星都得倒下来,而且可能把发射塔架毁掉。

  记者:跟保险公司打的是商业上的官司。那跟休斯公司?

  刘纪原:休斯也承认,这个东西有保险,因为第一发(试验)我已经兑现了,虽然是正式发射,一样有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吗。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是保险公司赔偿,而休斯公司,只是把时间丢掉了,但是经济上来讲他没受损失。

  记者:时间有的时候就是经济损失?

  刘纪原:但有合同,(况且)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董倩串场11:航天的高风险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最后,美国休斯公司和中方进行协商,将这次发射定义为发射中止,这样国际保险公司可以继续为其担保,中美双方又能获得一次再发射的机会。可是,刘纪原还是主动向上级写了检查。

  记者:您自己写检查,怎么写呢?

  刘纪原:就是讲工作,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请求组织上给处分。我是写给党组报中央的,林部长看了我的信以后,他又写了一段,意思就是对我是一种鼓励,说工作还是很努力的,但出了问题,他要负领导责任。

  记者:您写完这个检讨之后,您等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刘纪原:我也没过多想组织上准备怎么处理,反正我认为,我该说的都说了。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心里还是有一股坚持,我还是要继续发射,虽然这次没有成功,我下次还能成功?

  刘纪原:信上写的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不由我了,你想干,如果组织上说你不用了。但是我想,最多就是说不让干了,其它的我估计不会有什么。

  记者:那不让干了,能干什么呢?当时有没有打算?

  刘纪原:没有。

  记者:那实际上还是想干?

  刘纪原:干了一辈子,就为这么个问题。(针对这封信)江泽民有个批示,就是说主要是总结经验,把后面的工作继续做好。李鹏的批示也说,现在不是谈处分的时候,主要是把工作做好,查清原因。等于心里就很踏实了,处分的问题,现在是不会提了,所以主要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记者:对您来说那个时候,处分不处分不在意,关键在意的是能不能让我继续干下去?

  刘纪原:是。查到问题以后,连夜坐飞机回去,都没休息,就直接到北京我们的招待所里面,坐下来,大家分析原因。第二天就开讨论会,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林部长宣布了江泽民和李鹏的批示。

  董倩串场12:5个多月之后的8月14号,“长2捆”第二次发射“澳星”成功,这次直播让我们和航天人一起体会到了迟来的喜悦。只不过作为局外人,我们无法体会到喜悦背后的挫折,成功背后的艰辛。但不论经历了什么,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事业继续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内,长征火箭连续进行了六次成功发射。但进入1995年,长征火箭却接连遭遇挫折。

  纪实画面:

  1995年1月26号,长2捆运载火箭发射美国“亚太2号”卫星,刚升空就突然发生爆炸。

  1996年2月15号,长征3号乙火箭发射708国际通信卫星,起飞后22秒,突然从空中栽落爆炸。

  刘纪原:我在现场基本上是发呆了。我的印象很深,第二天我头发白了一缕。因为完全没想到,一起来又栽下去。当时包括李鹏同志,还有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罗干,都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是第一次打。他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次,就是你事前打一次,成功了你再打别人的?我说没人给我钱。我那个东西是拿合同的钱,比如说,我要给你发射,你得给我定金,我拿你的定金来研制我的东西,然后我给你打,打完以后才能拿到真正的钱,国家没给我钱。

  记者:钱是不是借口?

  刘纪原:但实际上确实是没钱让你多打一发。但多打一发就一定着意味着“2·15”那次,就百分之百能够成功?那倒不一定。最后我们查的结果,实际上是元器件的质量问题,查得非常清楚。

  记者:您跟领导怎么交代?这次还写检讨?

  刘纪原:写,怎么不写。写报告了,等于是故障分析报告,因为上头也追。而且,我跟你讲,结果就这样,我找李鹏要,说你得帮助我,我要技术改造钱。他说你总不能老失败,科学试验不能老失败,成功了以后再来,就把我整回来了。

  记者:不给钱了?

  刘纪原:不给了,你不能老失败呀,你以后成功了再说,再失败你就辞职。

  董倩串场13:可以想见,刘纪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这压力也促使他下大决心狠抓航天产品的质量,进行质量专项技术改造,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质量管理条例。1997年5月12号,“长三甲”成功发射了中国的东方红3号通讯卫星,迎接人们的并不是以往的庆功宴,而是神情严肃的刘纪原主持召开的总结大会。

  董倩串场14:2008年,我对“神七”载人航天飞行的采访中,不断地接触到“归零”、“双想”这样的词汇,从决策者、领导者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操作者,强烈的质量意识已经在航天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正因为这样,中国航天从1997年开始再没有出现过发射失败的质量问题,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到2008年的“神舟7号”,中国的载人航天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但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要不要上马,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刘纪原是当时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记者:您为什么对于载人航天这件事情,有这么迫切的心情?

  刘纪原:我当时认为,航天技术的发展,要用新的工作来带动。因为从运载火箭、一般的卫星来讲,这些技术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基本上我们已经趟出个门路来了。那么,今后你要想更好地带动航天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个大的工程。用载人也好,航天飞机也好,是一种带动,很好的一种工程途径,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说,要想培养年轻人,没有工程,人员是培养不出来的。你空在那锻炼年轻人是不行的,所以,你必须通过实践,把这些年轻人带动起来。第三,航天历来都是各个高新技术的综合反映。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很多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记者:对这个重大问题,在立项之前有几种看法,有没有争论?

  刘纪原: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技术、经济、时机成熟不成熟。第二个就是说,究竟走什么途径,是搞载人飞船,还是搞航天飞机,还是搞其它形式。这个争论的分歧也比较大。

  记者:当时这个重大的问题是谁做的策划?

  刘纪原:我认为是两个地方在做研究。一个就是原来863,有专家组,组织了一帮专家,在反复论证究竟怎么搞?其次,我认为,我们作为航天工业部,有责任有义务开展这个论证。所以我们党组同意组织论证小组,我是组长,还有两个副组长,专门找了一帮人,集中起来论证,同时有我们当时的一院、五院、八院几个单位,自己做方案。你认为,要搞个什么,比如说一院,你的运载火箭怎么搞,五院你的飞船怎么搞,都在论证,论证完了以后,我们再汇总,然后再和863的专家组来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大家得出来的认识一致。

  董倩串场15:众所周知,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被称为“921工程”,之所以会以“921”命名,是因为1992年的9月21号,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命运。

  记者:1992年9月21号那次重要的常委会,您有没有去参加。

  刘纪原:我列席了,我和林部长代表航天列席的,还有国防科工委的丁衡高和沈荣骏。后来把宋健同志也请去了。

  记者:当时通知您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吗?要决定什么重要的事情?

  刘纪原:知道,就是要决策这个究竟上不上。我估计肯定会上,因为李鹏的几次中央专委会都已经一步一步把关通过了,而且整个这个工程,是非常科学民主的。每一步的论证,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充分的实践最后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所以,你说从1992年开始,到上天,到现在的神七飞行,每一次都是圆满成功,这和我们在研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科学民主,发扬民主,严格把关一步步走下来,非常有关系。

  记者:那次会议给您留下的印象深吗?

  刘纪原:留下印象就是常委们,中央政治局态度非常坚决。要搞,要蒙着脑袋干,不要讲。如果经济有困难,中央的决心很大,动用国库都要来支持这个事情。

  董倩串场16:从1999年11月20日到2008年9月28日,神舟飞船经历了七次启程和返航,每一次,我们的心情都激动不已,而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倡导者和第一任副总指挥,刘纪原次次都是魂牵梦绕。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剧烈的心跳,一起欢呼庆贺胜利。

  记者:神七发射,回归你是在什么地方看的?

  刘纪原:电视。

  记者:您看的心情,跟我们普通外人看,恐怕不会一样吧?

  刘纪原:当然了,我想外面人看热闹的多。因为终究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心里面担心还是有,特别是第一次出舱活动,还是比较紧张的。

  记者:从神舟系列开始,每一次往前走的这一步一步,你会不会想起来,自己为这条路,一开始奠基铺路时候,做的那些事情?

  刘纪原:就我刚才讲的,除了上面以外,我认为科学民主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你论证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充分发扬民主,然后每个阶段,你要有严格的质量把关措施,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步步走过来。而且,我认为这个步子,比国外的步子迈得要大。因为一个人上去,马上接着就是两个人,三个人。这个步子是迈得很大的,而且是很稳健的。

  记者:您有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跟休斯公司,第一次谈判拿了一张纸,就去谈,那种当时的那种仓促上阵的样子,很今天我们可以很镇定的,很大气的谈未来航天发展的时候,这十几年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刘纪原: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的环境对我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快速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航天历来都是要走自己的路,国外的经验需要借鉴,就是聂老总也开始讲的,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你必须要自力更生,所以我们现在一步步走下来,基本上是这么一套路走下来。而且每一步,我认为还是走得比较扎实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条路走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也好,国际上也好,这个高新技术,现在这么迅猛发展,我们要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当今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我认为我们这里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话,和国际上的路差不多,一个大的工程项目,从构思到设计到实现,大概要二十年左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那么,你现在要想瞄准二三十年以后,你现在就得起步,否则你还是跟不上。

  董倩串场17: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的采访对象刘纪原来说,改革开放30年都是一段漫长的个人记忆,可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改革来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在我的访问中,退休了的刘纪原又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30年,并且寄语航天人从现在就要开始起步。我从中读到了一位曾亲身参与中国航天事业改革的决策者心中殷切的希望,而我也相信,随着“长征火箭商业发射”、“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等一系列重大航天工程项目的成功,中国的航天事业将在改革者关注的目光中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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