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存

古大存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任军长兼代政委;抗日战争期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出席了在中共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他先后担任西满分局秘书长、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建国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1957年后,古大存被蒙冤“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1966年病逝;1983年平反昭雪。


人物简介

  古大存(1897—1966),原名古永鑫,广东 五华人;他是深受人们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 ,不畏强暴,不避险恶,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1917年春入梅县中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1年春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受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书刊的影响,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毕业后,即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军,任战地政治宣传员、宣传队负责人。

  1925年7月,受党委派回五华县组织群众武装,领导农民运动,年底成立党的特别支部,任组织委员。古大存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五华,推动农民运动,组织群众武装,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从此,掀开了他在东江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涯。他和战友们一起组织广大农民在五华全境建立农会,组建农民自卫这军,开展“二五”减租和反地主豪坤强勒收租斗争。一时间,五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禁止米谷出口,智取张谷山,活捉李寿眉,打击张九华,年关大暴动等故事至今还在五华大地传扬。

  1926年初,被选为国民党五华县党部委员,同年2月,任五华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长。

  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组织了东江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同年11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团团长。

古大存

  1928年革命转入低潮,古大存审时度势带领幸存的战士走进八乡山继续革命斗争,在八乡山根据地1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古大存和战友们转战丰顺五华,紫金等县,足迹遍布莲花山、大南山、八乡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任五华、丰顺、梅县、兴宁、大埔五县暴动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领导梅县暴动胜利后,任中共七县(兴宁、五华、丰顺、梅县、大埔、揭阳,潮安)联合委员会书记,领导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期间,由于左倾路线,内部肃反,敌人的围剿等原因,革命屡受挫折,古大存还因受极左路线的迫害险遭不测,但他仍不折不挠地率领部队坚持斗争,成为东江地区一面不倒的红旗,为东江革命史写下雄奇而悲壮的不朽篇章。

  1929年春,率农民武装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同年6月,任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后成立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任总指挥。

  1930年5月,东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任副主席。同时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任军长兼代政治委员。

  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

  1932年8月,任东江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1933年10月,任东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1934年任东江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5年春,率部突围后与党失掉联系,仍隐蔽在群众中坚持斗争。

  1938年带病外出寻找党组织,经汕头、香港、广州到武汉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年9月,长江局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11月,粤、桂、湘、赣、沪、浙、闽、闽西南等地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四十余人组成代表团,任团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

  1939年,古大存作为“七大”代表率领南方代表团赴延安。在延安,古大存参加了整风运动,因他敢于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毛泽东同志誉称为“带剌的玫瑰花”。此后,他继续奔忙在革命事业的各条战线,为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40年底率代表团到延安后,便参加了高级干部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任小组长;1942年2月,全党开始整风,他调中央党校,先后任支部书记、一部主任。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被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日本投降后,受党中央委派,参加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从延安去东北,途经张家口时,曾奉命帮助晋察冀中央局办党校,任校长。

  1946年5月到达东北后,任中共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土改工作团团长,精心指导肇县的土地改革试点。

  1947年调任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广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等职,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

  1954年9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时受到错误的处分;1958年下放到增城县,任县委书记。

  1966年11月4日病逝于广州;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做出决定,为古大存平反,恢复名誉。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的确,为人民的人,党和人民将永远把他铭记。

  1983年中央正为古大存平反,并再度肯定古大存“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和人民有着重大贡献”。

人物生平

革命经历

  古大存,字永鑫,1897年4月24日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梅林村。

  1917年春,他就读于梅州中学,1919年在当地参加五四运动,次年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那时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博,是法政学校的教员,陈独秀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常到法政学校去演讲,古大存受到了革命的启蒙。

  1924年的夏天,古大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12月,他从法政学校毕业后,受广东区委的派遣,报名参加东征军,任国民革命军张民达师战地政治宣传队负责人,结识了师参谋长叶剑英。 东征军击溃了盘踞在粤东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主力。他奉命留在五华县领导农民运动,担任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部长,并负责整顿国民党五华县县党部,领导了梅县武装暴动,任暴动委员会主席,旋任党的七县联委书记。

  1925年任党的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总指挥。

  1930年古大存任东江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红十一军军长。次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

  1932年后,他历任东江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东江游击总队政委、东江特委组织部长。

  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翌年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和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

  建国后,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凄迷岁月

  建国初期,党的中南局书记是林彪,副书记是邓子恢。时任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土改中下不了手。这个看法也影响到毛泽东同志。他们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问题,就得抽一批干部予以支援。

  1950年9月,中央从各省抽调7千名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南下干部大都经过北方农村的土改,有一套老经验;而广东当地的干部自认为熟悉本地情况,大多主张搞得缓和些,“宁慢莫乱”。

  1951年4月,李雪峰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广东有些同志遇事缺乏阶级分析,指责所谓“ 广东特殊论”,是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点(华侨、工商业等)扩大化。还说,如果广东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区,二是队伍严重不纯。

  由于对广东的特点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差距,因而产生了政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叶剑英、方方从广东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广东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强调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最大特点是华侨众多,他们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侨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极少数,因此,要保护华侨的利益,团结争取华侨支援祖国建设,并明确规定:对华侨地主的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会却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说对华侨地主的“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作为生活资料的华侨房屋,本不准没收,却也没收了,没收面达80%。

  华南分局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指示,将广东各地党政干部作了调整,大军、南下干部当一把手,广东干部均任副职。现在回头看,这样的组织安排,就有明显的片面性。南下干部固然有长期在老区工作的经验,但也有不熟悉当地情况的不足;而广东的地方干部中也有不少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同志,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本地语言,容易开展工作是他们的长处。按地域区别对待干部的做法,不利于取长补短,亲密团结,反而易于造成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问题,决定把土改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坚决地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针,开展土改整队(整顿队伍),查出身,查立场。全省共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大陆地区67个县,集中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进行整队,结果处理了干部781人,占参加整队人数10%。 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但他那时已无力对形势发展施加影响。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广东问题。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除中央书记处书记外,叶剑英、方方、冯白驹、陶铸也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广西、福建爬上来,广东还在爬。”他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了。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 毛泽东批评的所谓农民问题上“右倾”,就是指叶、方在广东农村土改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实际上,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部署土改运动的。从土改准备、试点到推广,每一个计划和各阶段进展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特别强调注意对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区别对待,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搞得稳妥一点。这是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并不是什么“和平土改”。如果按照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土地法》定的标准,根本不存在什么“右倾”问题。 毛泽东批判的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作为华南分局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第三书记,方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不应该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 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广东。

  1952年6月29日—7月6日,华南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批评的强大压力下,叶剑英、方方在会上都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叶剑英还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随后,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这就是广东的第一次反地方主义。

  1952年8月中旬,叶剑英因病回北京疗养,华南分局和广东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来主持了。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从反对海南的地方主义的活动,审查林克泽的一封所谓密信开始的。林克泽20世纪20年代入党,1929年就在冯白驹领导下从事武装斗争,1931年任海口市委书记。抗日战争中期,琼崖特委让他到延安去学习,我在中央党校见过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满分局工作,被陶铸看中。陶铸主持广东工作后,想调他任海南行署主任。他不想去,表示海南工作难搞。随后,他给冯白驹写信,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人选名单,并说他回海南如果不担任区党委书记,很难发挥作用。他在信的末尾附言:“古老(指古大存)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也让他看一看。”林克泽在东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过,古对林克泽是比较了解的。 他这封信未封口,由他儿子送到冯白驹家里。冯不在广州,信交给冯夫人曾惠予,转交给冯的秘书处理。秘书未交给冯看,直接交给省委领导人了。

  1957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u2018匈牙利u2019的某些危险。”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广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认为省、地、县都有一部分干部对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土改和土改整队所执行的政策不满,这些人与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乘机攻击省委和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否定省委的功绩,于是在反右派期间,部署了在全省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企图彻底解决一些地方干部对省委领导不满的问题。

  陶铸本来想改善海南领导、改进工作,看到中央反击右派的指示,认为可以把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斗争结合起来。此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四次全委会议,陶铸立即把林克泽的信拿去打印,分发给正在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

  陶铸当时认为,海南地区的临高、琼东、那大等几个地方的机关干部、复员军人和一些土改整队受处分的人,向当地县区政府请愿,是冯白驹为首的地方主义分子企图从组织上改造海南党委和行署,排斥外来干部,把海南变成“独立王国”。而广东过去土改中的右倾和一部分干部的地方主义错误,是中央作了结论的,决不允许他们翻案,一定要给予反击。

  解放战争期间,林克泽曾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我当时是团市委书记,工作中有接触,正如古大存说的那样,他是个严于律己的老实人。后来冯白驹说,是陶铸要他提出一个海南区党委、行署负责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泽商量的,因此林才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

  1950年古大存回到广东后,对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一直采取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加入批判海南地方主义的行列。他认为。海南一些地方集体请愿,主要是土改整队和改编琼崖纵队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所引起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还认为,林克泽是个忠厚老实的组织干部,不善言辞,遵纪守法,不可能搞什么“反党”活动。他说:“林克泽提出回海南当区党委书记,同现在当省人委秘书长一样大,只是平调,不能说是向党要官。”谁知他的这些发言,成了支持冯白驹搞海南地方主义活动的证据。为了打倒古大存,全省从上到下广泛地发动,由下而上地层层揭露批判。古大存过去与一般人的谈话、闲扯,此时也要重新认识,与古大存划清界线。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处理意见。但是,古大存和冯白驹对处理都是不服的。 古大存受到了撤销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保留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下放到增城锻炼。古大存因病在从化温泉疗养时,得知来广东的李富春副总理即将回京,便给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信中表示接受党的处分,且相信“在广东能够根本肃清地方主义和右倾思想”,但他又认为,“对于材料中的有些不合事实的,情节出入颇大的,总可以取得谅解”。这封信看来很平常,并没有明显表示不满的话,但陶铸看了古大存的信,却错误地认为以前对古大存的处理是轻了。

  1958年4月,省委报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古大存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他实际上成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了。古大存对处分不服,对加重处分更加不服。他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冤情难诉

  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订各项工作条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让“大家有气出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1962年5月初,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了谈心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出”了不少“气”。冯白驹、古大存坐不住了。冯白驹用四个单元时间讲了8个小时。古大存也提出了不知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问题。他说:“陶铸同志在会上讲话,要我们倾吐心里话,我再一次感谢省委的关怀。我对错误的认识,上面已经说过了,确实不清楚我是怎样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怎样同冯白驹建立联盟的?我很清楚,我自信我还不至于错到这样的地步。我当时在会上就对这一点一直没有接受,在处分后又曾表达过我的意思,但是省委不但不考虑我的意见,反而以不服的罪名加重处分,又撤销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长职务,这样就作了连续两次的处分。这在我党对干部的处理上也是鲜有的。虽然党也没有完全了解我,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了解的。最后,我希望党能对我1957年所犯的地方主义错误弄清真相。”冯、古二人的发言当晚便送到了陶铸手里,很快刊登在简报上。省委按照陶铸的指示,于1962年8月2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上报了《古大存同志提出对其1957年所犯错误及其处分要求复查的报告》(附古之书面意见)及《关于冯白驹同志申诉不同意其错误性质及所受处分的意见的报告》(也附了冯的申诉书)。

  196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对冯、古二人申诉作了批复: 不予平反。古大存这才明白,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是了解的,但省委所作的对他问题的处理,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是不能平反的。

  1962年10月间,古大存在省直机关17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被迫立下字据决不翻案。一向性格爽朗、喜欢侃谈的他,从此讷口不言,平时也很少同别人来往。在这种郁闷生活中,同情他的广东省文化局长杜埃,特别交待省文化局干部,凡有戏剧演出,要送票给古老。梅州地区汉剧团演出新编历史剧《齐王求将》,文化局送票给古大存看。这出戏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片后,1962年8月,请来广州的著名戏剧家田汉看,古大存陪同。当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 大陆,放映这部片子,有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反对和平麻痹思想的现实意义。 古大存很喜欢这出戏,和田汉当场各写了一首七律。古老的诗道:齐王昏聩七年中,犯境秦兵一振聋。爱国无盐终未死,匡君田相为先容。惊惶失措方求将,忠愤高怀许整戎。舞态歌神传妙肖,现身心与古人通。他的诗告诫人们,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要紧握手中的枪,保卫国家。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在狠批广东老资格的“反动权威”欧阳山、秦牧的同时,批判了“老右倾”、“反党集团头子”古大存,《南方日报》以至中南局机关刊物《中南通讯》,都批判古大存推崇新编汉剧《齐王求将》别有用心,说他的诗歌颂皇后无盐爱国,攻击齐宣王昏聩无能,是影射攻击毛泽东主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因高血压、眼底出血,又患白内障的古大存正在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看完批判他的文章后,对人说:“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还说,不知为什么至今有些人还不放过他。

  1966年11月4日,革命了一生的古大存同志含冤逝世。

冤案昭雪

  古大存去世了,古大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真正的转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人民都在作痛切的深刻反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历史,哪些做得对的,哪些做错了。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组织路线上也有了很大变化。

  1978年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杨尚昆、龚子荣相继调到广东工作;1978年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任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这时广东许多一直对反地方主义有意见的地方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澄清。叶剑英同志亲切接见因“地方主义”问题划为“极右分子”、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叶剑英认真听他喊冤,并说:“你是有功不是有过,你要相信党,将来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的。”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并向中央作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其中提到1957年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进行的反地方主义,面搞得宽了,有的本属正常提意见,或者说了某些错话,也被批判或处分,影响相当大。应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搞错了的纠正过来。他还把各方面的申诉材料交给省纪委,让他们对地方主义冤案进行复查。那时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习仲勋敢于冲破“左”的干扰,提出纠正地方主义冤案,表现了党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追求真理的勇气。

  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不存在冯白驹、古大存反党和其他的反党小集团”。“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u2018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u2019,存在一个u2018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u2019,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通知》还说:“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处分的县(科)级(不含)以下干部,一律撤销原处分。至于个别有其他严重错误的,按其所犯错误性质处理。”

  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广东省委接着发文下达各地,让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

历史总结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成就有目共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又出现了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海南单独建省,前程欣欣向荣。建国50多年了,叶帅的功绩早已盖棺论定,许多事情在中共中央为他写的悼词中已说清楚了。对于叶剑英同志的肯定,对广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牵涉到他对建国初广东省土改、干部政策等重大问题的正确判断。水流千转归大海,公道自在党心民心,方方、冯白驹、古大存冤案,最后还是彻底解决了。痛定思痛,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内部肃反和审干中有过许多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肃清AB团”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事后也纠正了,总结了,为什么到建国以后,还要一犯再犯呢?广东反地方主义受迫害的有2万多人,1957年反右派斗争受迫害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连的更是无计其数了。其所以愈演愈烈,错误越来越严重,范围不断地扩大,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总结经验教训。事情不只是某个省的领导同志或领导班子中几个同志的问题,而是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思想、路线所致。加之,我们党内长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又缺乏对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发现了错误得不到认真的纠正。所以,关键是端正我们的党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唯书、看“风向”办事。真正把毛主席在延安时便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树立起来,我们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物传说

  传说1928年,两广地方军阀余汉谋率部疯狂向东江各县大举进剿,成立了“灭古委员会”。到处悬赏格缉拿古大存。古大存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带领一个三人小组,从琴口出发,来到山湖小坑牛地坪陈泉等的打石寮中,发动石牌、小坑、下坡、大坑等村穷苦农民开展对敌斗争。

  这一天,古大存来到下坡村,住进郭某家里。古大存的到来,郭某脸上突然掠过一丝不安神色,但他马上又冷静过来,盛情款待古大存同志。琐事寒暄后,郭某说:“大热天,看你累得满身大汗,先冲凉吧。”说完生火烧水。过了一霎时,郭某提着一桶热水对古大存说:“端阳未到,洗点热水,不致受寒,你慢慢地洗吧。古大存进了浴室,脱下衣服,准备洗澡,他用手往水里一探,立即缩了回来:“好烫啊!唔!不对!”他脑子里马上产生了怀疑:“天气这么热,为什么还给我如此烫人的水洗身,这里面一定有鬼。”急忙穿好衣服,也即从郭某家后门出走,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下坡村。过了个把钟头,郭某带来大头岭伪联防几个白匪兵来抓古人存,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桶热水。

  同年初秋,大坑村农民正在忙着下田插秧。古大存打扮成为一个商人,走出村来。有一个农民说:“老古啊,外面风声紧,隐蔽一天再走吧。”古大存同志说:“敌人要我的头,已不是今天的事了。”刚出村不远,突然大路那边来了一队国民党兵。这时,古大存往回走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古大存急中生智,说时迟,那时快,立即闪入树丛中,脱去外衣,现出—身农民装束,从容不迫地下田跟农民插秧。—会儿,国民党兵走近田边,大声吆喝着:“你们听着,谁抓到古大存,赏光洋—千!”但神气十足的老国兵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要抓的古大存正在他们眼皮底下呢!

人物档案

  2007年,由古大存家属古延贤、古新贤、古广贤、古穗贤、古粤贤、古珠贤等人捐赠的原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同志生前所形成的一批珍贵档案资料入藏广东省 档案馆。

  这次入藏省档案馆的古大存的档案资料共有80件,其中包括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六大”以前党的文件汇编》;古大存同志在中央党校(延安)学习和工作期间所使用过的笔记本以及特用通行证、徽章;古大存同志参加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的照片;古大存同志生前所使用过的印章和书架。这些档案资料最早的形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下至上个世纪60年代,真实地记录了古大存同志为共产党无私奉献的光辉历程,为研究古大存以及共产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凭证。

  这批档案资料的入藏,将进一步充实了省档案馆馆藏广东名人档案——古大存档案的内容。

人物婚姻

  古大存第一任妻子是徐妙娇,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调动七个师围剿广东红十一军,古大存率红十一军孤军奋战,徐妙娇不幸被捕,35岁牺牲,就义前被打得遍体鳞伤游街示众,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走上刑场。

  曾史文是古大存的第二任妻子,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老战士、原广东省商业厅离休干部,2006年10月2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在古大存蒙冤30年后,曾史文历时五年,多方奔走,终于为丈夫恢复政治名誉,为党中央平反广东“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做出关键性贡献。

相关图书

   峭壁苍松——古大存

  本书系中共广东党史人物 传记系列丛书之一。

  作者怀着对革命先辈崇敬的心情,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凝重的文笔,再现漫长岁月无数曲折生动的历史场景,和所谓“古、冯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真相,塑造了古大存“这一个”典型,是一本催人泪下又教人奋发的好书。 内容提要 古大存是深受人们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不畏强暴,不避险恶,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从本世纪初的大革命战争年代起,他就和他的战友们一道,迎着漫天的腥风血雨,一次再次地与反动势力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累累战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岭南大地上一直经久不衰地流传着他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却遭到了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路线的迫害,差点被打成“AB团分子”;在全国解放后的1957年,又被打成“广东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目,撤销了他的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职务,长期受到冷落,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都遭到了极度痛苦的摧残。

  直到1983年2月9日,中央正式给他平反,这一个铁骨铮铮的老革命家,才得以洗除冤屈。然而,这时候,古大存已长眠于地下多年了!

   后记

  古大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创建八乡山革命根据地中许多传奇式的杀敌故事,一直为东江老区人民所传颂;他为人刚正不阿的品格更为人们所尊敬。

  我们在写完《东江悲歌》一书,选择有关古大存同志不畏强敌,艰苦坚持革命战争的章节在报刊上连载后,读者反映很好。有的来信来电表示为古大存那种不屈不挠、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所感动。一天,我们在广州街头见着蔡洛同志,他很高兴对我们说,“你们在广州日报发表的那篇写古老带领一支小分队在大埔山区坚持斗争的文章,我拜读了,很好。你们应该继续写下去,明年是古老95周年诞辰,撰写古大存文学传记这一任务,就请你们来承担吧。”他说得很认真,并提出:“你们需要什么材料,我们负责提供。”在他真挚的精神感动下,我们欣然答应了。

  接受任务后,我们则深入到五华、丰顺、海丰等地采访,得到当地政协和党史部门的热情帮助。我们参观访问了古老的故居;爬山越岭踏看了当年古老在八乡山伏击痛杀汤坑区长黄夺标率领的反动军队的战场,约见了那些与古老共过事的老人和同志,搜集到了不少宝贵的材料,这对于我们再现古老当年的斗争生活提 供了可靠的依据。

  写文学传记和历史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要有现场实感,要有人物活动的细节以及生动的对白,等等。而这就必须尽量到实际中去搜集掌握这方面的材料。

  古大存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

  他一生中两次遭到极左路线的迫害。第一次是在1931年东江特委开展反AB团运动时,他被错打为AB团嫌疑分子。要不是他据理抗争,得到不少坚持原则、主持公道的同志的支持,他早已成为这极左路线执行者的刀下鬼。第二次则是在解放后的1957年,他被错误打成冯、古联盟的地方主义头子,遭到了撤销中共广东省委 副书记和副省长职务的处分。而这次,他所遭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许多老同志为他鸣不平,认为“冯、古联盟的地方主义头子”是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罪名,纷纷写信写材料向广东省委和党中央反映。

  1983年2月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为古大存平反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的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通知还说,“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有重大贡献的。”

  中央的通知,洗刷了泼在古大存身上的渍渍污水,还其本身的清白,也给我们提供判断古大存同志这段历史是非的一个标准。

  本书定名为《峭壁苍松——古大存传》,是选取古老一生处于艰苦的环境里,历尽险恶、不畏强权,刚正不阿,永远像一棵苍松屹立于险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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