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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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

8岁到县城读私塾。1908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一类英文一班。1913年在北京结婚。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192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16日被敌人逮捕,同年4月20日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基本介绍

孙炳文(1885~1927),字浚明,南溪城郊魏家山(今属南溪镇)人。8岁到县城读私塾。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一类英文一班。因抨击封建伦理的虚伪性被记大过。年终作文考试,又抨击校方,被学校开除。  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起草宣言和来往函电。民国元年(1912年)撰文在报上对袁世凯背叛共和罪行大张挞伐,并与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  民国2年,与任锐在北京结婚。民国7年1月,孙炳文应邀到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朱德旅部任咨谋,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民国9年,孙炳文出任四川造币厂厂长。川军吕超下令提取造币厂全部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混战,徒苦小民。最后仅交半数存款,其余全部封存,自己两袖清风,弃职还乡。  民国10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报馆工作。民国11年夏,他与朱德在北京会合,一同到上海会见孙中山。9月同朱德赴巴黎,后赶往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党中央来信正式批准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4年,“孙炳文离德转道莫斯科回国。年底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中山大学教授,“参与制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民国15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和其他40余人遭逮捕,关押在广东卫戌司令部。经周恩来同中共广东区委与国际代表一道斗争,迫使蒋介石全部释放。6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7月1日,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领导粤、桂及闽南工作。4月6日,出席黄埔军校特别党员大会作演讲,不指名地揭露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  这时,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等职。4月10日离广州去汉口。16日途经上海时,被国民党特工逮捕囚禁于龙华特务处。20日凌晨遭秘密杀害于龙华密林深处。

人物经历

孙炳文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对此视为大逆不道,一次次批着长篇训辞,几乎勒令孙炳文退学。此时,孙炳文风华正茂,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1908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他谦虚谨慎,和蔼对人,刻苦攻读,学而不厌,寒暑假也不回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之冠,各科试卷,常被作为范本,摆在学校阅览室,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受到老师赞扬和同学们尊敬。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近高潮,加速了孙炳文的觉醒。他对学校选修伦理课,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十分反感。一次,老师上伦理课,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忍不住向老师发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老师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硬说这一行动触犯了学校校规,记了他一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又在作文试卷中抨击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竟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孙炳文含愤离开了京师大学堂,去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暂读。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严复,听取了学生们关于孙炳文和福建一个姓林的学生,因在试卷上抨击学校当局而被开除的情况反映,亲自调阅了两人试卷,认为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应该收回学校,恢复学籍。

回国革命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

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 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工作交往非常密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促使北伐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决定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少将主任。7月9日,他以后方留守主任身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的誓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受到全体官兵热烈的欢迎。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战争的后勤部,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任务繁杂、艰巨。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他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搞非法活动,自己渔利其中,有的甚至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便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严加整饬,明订规章,恪尽职守,倘有再犯,决不宽贷。他还成立了改良税捐委员会,改革税制,杜绝偷漏;制订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打击了从中渔利的人,保证了国库的正常收支,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他们互相勾结,制造血腥惨案,破坏后方安宁,借以牵制前方军事。9月4日,英帝国主义派遣军舰三艘,驶入我西堤珠江河面,高架机枪大炮,驱我轮船,占我码头,捕我群众,捣毁工人纠察队等等。5日,英舰又悍然炮轰万县,毙我民众数千,造成严重的“九.五”惨案。对这种严重破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我总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分别发出《敬告全世界民众书》和《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抗议他们的杀人罪行。12日,后方政治部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14日召开各界民众声讨会,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在此同时,对中国军阀与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孙炳文进行了坚决斗争。海陆丰农民遭反动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人久为厂主虐待,潮汕敌军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等事,孙炳文都亲自督办。

孙炳文参加革命较早,但不以老革命自居。平时十分注意对青年军人和干部的培养,他在百忙中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到军校讲课。在第二届青年培训育成所里,他亲自讲授《政治工作》课。他出席军校政治部第五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具体研究对学生兵的政治教育。恽代英赴前线时,孙炳文还兼任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对于教授方法、教材内容和执行军校纪律等,他都一一过问。

孙炳文善思考,爱写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坚持不懈。1927年1月,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热情歌颂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作用,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人民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迁武汉,广州设政治分会。1927年4月6日,孙炳文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身份,被邀出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浦军校)召开的特别党员大会,作了重要演讲。指出:“在国民党内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提出了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是革命党人的任务。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篡权阴谋,赢得了到会多次热烈的掌声。

孙炳文日以继夜工作,操劳过度,旧病复发,日渐严重,只得去东山医院住院治疗。其时,孙炳文已是广州政界的重要人物,在他住院期间,社会舆论十分关注。反革命右派势力一面乘机造谣惑众,大量收集孙炳文活动情报;一面由蒋介石的参谋李济深出面拉他为蒋介石干事,被孙严词拒绝。于是形势急剧恶化,孙炳文处境十分困难。但他泰然处之,继续忘我工作。

惨遭杀害

1927年4月,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其时正逢粤汉铁路中断,乃改由海路乘轮船经上海转武汉。在此之前,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已有所闻。因此,他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家眷十余人,于4月10——12日先后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搭乘法国邮轮13日晚启航赴上海,这时孙炳文还不知道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在船上为防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人员住三等舱。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欲避已来不及。褚是无政府党,是蒋介石的走狗。孙炳文对他早有戒心,因思过去彼此私交还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可不致危及个人安危。岂知这条走狗,为了邀功请赏,竟借法轮电台,向蒋介石告了密。

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尚未抛锚停稳,一批法国巡捕就蜂拥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声称孙是“在逃大盗张彪”。孙炳文回答:“本人不姓张”,并指着站在远处的褚民谊说:“他可作证”。这时老奸巨猾的褚民谊凶相毕露,走近孙炳文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之后,便黯然自去。孙炳文想,我致力于国民革命,光明磊落,无负于党,无负于人民,凭什么拿我查办?于是理直气壮地说:“走就走!”就这样孙炳文和长子宁世(当时年仅14岁)、秘书张斗南一起被捕。

孙炳文三人上岸后即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孙炳文当即被戴上了脚镣手铐。任锐经过多方奔走,于第二天总算知道了孙炳文的下落。他一面向武昌报告情况,一面带着子女冒雨探监。她们隔着铁栅看见孙炳文衣衫已被撕破,带着沉重的镣铐,步履艰难地向她们走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孩子们双手紧抓铁栅,大声哭喊“爸爸,爸爸!”任锐也悲愤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为党工作。并嘱咐任锐通过国民政府设法营救。任锐痛苦地离别了亲人,抱着营救的莫大希望,留四人住沪听信,自己亲率其余人员赶赴武汉国民政府,分头设法营救。

敌人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各种刑具,狼藉满地,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摆出了杀气腾腾的架式。对于这些,孙炳文不屑一顾,昂首挺胸,从容自若。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耍尽花招。孙炳文怒目而视,不为所动,严词痛斥他们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并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铿锵有力地回答,维护了党的尊严,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和钢铁意志。正义的控诉,反动派既怕又恨,无计可施。于是迫不及待地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押在龙华密林处秘密杀害了。就义时,孙炳文挺胸振臂,大步而行,最后时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

人物评价

孙炳文殉难的消息传至武汉,《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在沪遇害》的消息,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沉痛悼念革命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得悉孙炳文遇难消息,悲愤至极,一致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派代表向任锐表示深切的慰问。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挚友朱德听到噩耗,放声痛哭,如失手足。出征宴上曾被孙炳文赠给“戎马书生”称号的郭沫若,悲愤之余,特作《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周恩来、邓颖超在孙炳文遇难之后,一直关心烈士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已出。

是年秋天,任锐送子回四川南溪。家乡人民得到孙炳文遇难的确实消息(此前,孙炳文遇难虽有所闻,但国民党右派县党部封锁消息,矢口否认),群情激昂,哀声震地,民怨沸腾。各界人民冲破反动派重重阻力,纷纷集会悼念和示威游行。南中师生还举办报告会,特邀任锐到校公开演讲,颂扬了孙炳文真理昭然、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揭露了蒋介石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南中校长吴小波为此亲自编导了革命话剧《孙浚明先生之死》,在校内多次公演。同时,还举办了孙炳文烈士的照片、诗歌、书信和文艺作品展览,在群众中掀起了一次革命宣传教育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南溪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南溪地下党、团组织的大发展和1928年的农民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朱德亲自撰文,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高度评价了孙炳文的战斗一生。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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