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56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卒后追谥文恭。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词条概要

翁同龢,晚清政治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

人物简介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今苏州常熟)人。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光绪时期,因卷入“帝党”与“后党”的政治斗争被慈禧太后罢官。他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传世书迹较多。

《节临华山碑扇面》,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6)。纸本墨迹,隶书3行,共8字,题款10行,共46字。他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评价甚高。此幅扇面,由隶、行、楷三种书体组成。跋语和题款,字虽小,而所占篇幅强半,整体布局,既疏朗而又谨严,甚为得体。扇面正文为隶书8字,看出其隶书功力深厚。结体用笔,恪守古法。跋语行书,8行37字,写得老健、厚重,书卷气甚浓。题款为楷书,很有北碑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说:“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

错误写法:“翁同和”、“翁同稣”

生平概要

早年经历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翁同龢

咸丰七年(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为官经历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受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翁同龢支持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

革职被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光绪帝罢了翁同龢的官职(另一说为光绪帝受迫于慈禧太后而罢了翁同龢的官)。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光绪下的诏书说:“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戊戌政变后,光绪又下诏书:“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回到家乡常熟后,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翁同龢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为官42载,官至相国,罢官回乡后,要靠门生故旧接济。翁同龢号称“南清流”领袖,所依靠结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词垣台谏、翰林“清流”,这些人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无实力无权柄的京官书生,说大话、说空话振振有词,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因此作为“帝党”的领袖,他率领的力量看似羽翼众多,其实势单力薄;以光绪为首的所谓的“帝党”,实际不过是个十分脆弱、松散的政治集团,一遇重大风浪,便被历史巨流卷没。

人物传记

翁同龢传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六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八年,典试陕甘,旋授陕西学政,乞病回京。同治元年,擢赞善。典山西试。父忧归,服阕,转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进讲,於帘前说治平宝鉴,两宫皇太后嘉之。累迁内阁学士。母忧服阕,起故官。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恭录康熙、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方兴工,商人李光昭蒙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诤,上不怿。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光绪元年(1875年),署刑部右侍郎。次年(1876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再辞,不允。旋迁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六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朱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人物轶事

平步青云

自隋朝开科考试至晚清的1200年间,状元难计其数。然而, 中国的历史却不是在学术考试中获取高功名的状元们书写的。在状元们纷纷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时候,有限的几位状元,却为后代留下了显赫的历史功绩。作出千古传颂《正气歌》的文天祥,在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考中状元时年仅21岁。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而另一个彪炳史册的状元则要数翁同龢了。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既然41%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翁家的兴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当咸丰六年( 1856年) 翁同龢以27 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事实也是如此。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卷入甲午战争洪流;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错案之首(四大冤案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月楼案、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此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懦弱无知的葛毕氏(死者葛品连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诬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识的举人)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审开始(晚清死刑案审判是五审终审制)。这时,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访申冤。于是此案发回浙江再审。审讯中,杨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词,所以没能审结。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清史稿》记载此事时说:“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浚、侍郎胡瑞澜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真罪当,毋轻率。”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龢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年)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备受信赖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庭训格言》、《国(清)朝开国方略》、《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年),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荣誉。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得到重用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年)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两任军机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军机处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最高决策机构。翁同龢两参军机,第一次是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时期。他参与了对法、对日主战的决策。在对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上,他与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证明正是他的失误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翁同龢不考虑当时的两家实力就知道打,而没有作战计划〕

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来说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力主变法维新,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翁同龢为此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员的显赫地位,为国家、民族存亡,难能可贵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史籍记载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三》

《翁文恭公日记》

人物争议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 翁同龢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矛盾,历来为学人解读不一。

翁、李矛盾之实质并非徇私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

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据清人胡思敬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同龢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朝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

艺术成就

书画成就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人物藏书

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为明末睢阳袁枢(袁可立子)、袁赋谌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传至今。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证睢阳袁氏旧藏南宋《松桂堂帖》时,跋语中竟因资料匮乏无考睢阳袁氏而将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和袁赋谌(袁可立次孙)误断“其为一人无疑也”的千古学术错误。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

家世代富藏书,称清末民初中国著名藏书家之一,他寓居京师时,左图右史,典籍充栋。藏书室有“一经堂”、“韵斋”,在家乡祖居有“宝瓠斋”,自己筑有“瓶庐”。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归里,典籍碑帖,悉留于京师旧居,家藏抄本多,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数百种,且珍秘罕见。如宋版孤本《集韵》、《会昌一品诗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施顾注苏诗》、《长短经》、《愣严经》等,世无二本。去世后,藏书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记》和《自定年谱》手稿悉归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藏书由侄孙翁弢夫续管。弢夫去世后,子翁之熹珍藏遗书又数十年。解放后,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研究员劝翁之熹将藏书归公,翁之熹慨然答应。翁氏藏书,遂尽归于北京图书馆。藏书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观”、“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揽秀堂翁氏藏书”等。拓晓堂著有《翁同龢鉴藏大系略稿》对其藏书事迹有记载。

后世纪念

故居介绍

简介

翁同龢故居又名“翁同龢纪念馆”,坐落在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系由翁氏故居修缮辟设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翁氏故居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90年, 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将世业捐献给国家。其中的主体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纪念馆陈列内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书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国内外研究翁同龢的论文、信息。同时辅以反映历史原貌的清代红木家具陈设,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景点

〖知止斋〗

知止斋是主人会见宾朋之处。楼上藏书,楼下供吟诗、论文、赏书、品画之用。

〖玉兰轩〗

为客厅,亦称花厅,因庭中种有玉兰,故名“玉兰轩”。

〖晋阳书屋〗

处彩衣堂西侧轴线,为翁同龢读书之所。

〖柏古轩〗

在思永堂后第七进。庭中原植古柏一株,故以此名轩,亦称“柏园”。同治年间为翁同爵居处。光绪初,翁同龢二姊翁端恩返常时曾住此。其后翁同龢携其孙翁安孙、侄孙翁斌孙也曾短时居住过。

〖双桂轩〗

为翁心存、翁同书居处。翁同书之子翁曾源也曾在此居住。同治初年,将原石梅翁氏祠堂西屋之“双桂轩”名移至此处。翁同龢晚年返乡后常来此歇息。

〖后堂楼〗

在主厅彩衣堂之后,楼分上下两层,原为翁氏女眷居住之处。楼下现辟为介绍翁同龢生平事迹的专室,楼上则为翁氏一门书法艺术陈列之处。

〖砖雕门楼〗

清代砖雕垂花门楼。上镌“源远流长”四字,下砌“辞亲赴考”、“衣锦还乡”带状砖雕组画。精雕细刻u201a造型美观u201a为这座建筑增添高雅气氛。

墓冢介绍

翁同龢的墓在城区西郊约7公里之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宽48厘米,厚10.5厘米,镌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特谥文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曾祖考叔平公,诰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汤夫人诰封淑人庶曾祖母陆淑人之墓”,“曾孙翁之廉、之循敬立。”建国后屡修。今存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长约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单间冲天式花岗石坊一座,额镌“翁氏新阡”。墓城四周乔松桧柏挺秀,风景极佳。环山公路南侧有翁氏祠堂(详见“翁氏丙舍”)。1982年3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艺术形象

出品时间类型作品名称扮演者
1984年电影《谭嗣同》顾岚
1987年电视剧《满清十三皇朝之危城争霸》江汉
1993年《戏说慈禧》于恒
1997年《戊戌风云》王憧
2003年《走向共和》张矩
2008年《台湾一八九五》周野芒
2010年《苍穹之昴》(角色杨喜祯,原型为翁同龢)王奕
1999年话剧《翁同龢》程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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