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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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1891.1-1977.10.29)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陈望道 - 生平简介

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
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在课外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19年5月回国,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学。
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停办后,改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离开复旦大学。
1934年9月,创办《大自》半月刊,并与鲁迅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加以痛击。《大自》被迫停刊后,去广西大学任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返回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6年,在党主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并主编《每日译报》的《译文周刊》,为抗战时期上海语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40年秋,从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其间曾与几位进步教授一起邀请周恩来、邓颖超于复旦师生见面。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积极配合党组织保护和支持师生的革命斗争。解放前夕,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组织广大进步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运动。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协合会长、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职。1961年以后,任《辞海》修订总主编,1977年3月29日病逝。

 

陈望道 - 语文思想

陈望道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
从191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标点之革新》、《新式标点的用法》、《标点论之二·标点之类别》等论文,推动了新式标点的使用和普及。1922年,他出版了《作文法讲义》。这是通俗地指导青年习作的语文书籍,也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34年6月,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思潮,他和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等人发动了“大众语运动”,坚决反对重新提倡文言文,同时对当时白话文存在的问题,如跟群众的活语言有所脱离等,也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语言,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社会上由此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语文论战。这场论战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论战中,陈望道发表了《大众语论》、《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文学和大众语》等一系列文章,对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一个实践大众语理论的刊物。它与林语堂所提倡的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办的《论语》 、《人世间》等刊物相抗衡。《太白》的出版发行,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传播扩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影响。从1938年开始,陈望道又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了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并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这一群众性的文字改革组织,成为上海当时语文运动的一位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亲自主编地下党组织办的《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并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在文字改革团体举办的语文讲座上讲演。1939年11月,他还曾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了为期10天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文字改革。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讲和新文字》、《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的深入研究》等,他还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以后,他同样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曾多次参加这方面工作的专门会议提出建议和意见。

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望道还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在谈到自己怎样研究起修辞来的时候说,“五四”文学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可是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许多翻译文章也翻译得很生硬。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于是,他就开始了对修辞学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他于1932年出版了《修辞学发凡》。这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它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做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
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全面概括。它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体系,备受当时学术界的称颂。就是今天我们来重新评价这个体系,也仍然认为它既有比较完备的修辞理论,又有概括力极强的修辞规律,有它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陈望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指导修辞学研究。《修辞学发凡》问世30年前后,陈望道曾回忆说:“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1962年12月17日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我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带进修辞学领域的学者。

(一)在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学者们观点不同。他们或强调修辞学必须研究文章的思想内容,把主题和题材选择都纳入修辞范围,或强调谈修辞要撇开思想内容不管,孤立地讲修辞技巧。《修辞学发凡》问世前,后一种看法尤为突出,认为修辞即修饰。陈望道在书中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又强调了它与思想内容的关系,突出了修辞的目的。他认为,语辞的形成有收集材料、剪裁配置、写说发表三个阶段,这整个形成过程始终离不开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在语辞上常被表现为文章或说话的主旨。修辞本来就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一切修辞方式仅仅是为了表达一定的内容——“意和情”才存在;离开了“意和情”,修辞的运用就成了无的放矢,评判修辞方式的好坏也就失去了依据,内容是第一位的。与此同时,他又很强调形式的重要,因为内容总要通过形式表达出来,而内容和形式虽然关系密切,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可以单独进行研究的。所以,他在书中又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各种具体的修辞技巧,总结了它们的规律。在这里,陈望道非常明确地从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角度全面论述了修辞。不仅如此,他在阐述修辞技巧时,也是从辩证统一的角度把修辞方式一分为二,一面是消极修辞,一面是积极修辞。在分析消极修辞时,他又进一步把它分为偏重于内容和偏重于形式两部分,它们是辩证的,也是统一的。总之,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贯串于全书。

(二)运用辩证法的态度对待前人的遗产。陈望道在谈到写作《修辞学发凡》的目的时说,是要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复古主义思潮。但是,在进行这种批判时,他不是一味地批判贬斥,而是既批判地继承了古今中外的遗产,又时刻不忘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由于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过日本修辞学和西洋修辞学,他在写作《修辞学发凡》时,吸收了日本和西洋著名学者关于修辞学的一些论述。但是由于它是以汉语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牢牢地植根于中国修辞现象的实际,所以总结出的规律却完全是中国化的,而没有照抄照搬的任何痕迹。在对待古代修辞理论的态度上,他既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精选出了100多位作家有关修辞理论的论述约170段,对其中有价值部分继承较多,但又不为前人所限,而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前迈进了许多。对待《修辞学发凡》诞生以前,我国现代修辞学的态度,他同样是既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指出存在的不足。一句话,《修辞学发凡》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遗产的基础上,着重于建立扎实的理论体系,立志于创新,努力把修辞学大大推向新的境界。解放后,陈先生多次强调要成为“新的‘古今中外派’”,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三)以变化发展的观点进行修辞研究。《修辞学发凡》紧紧抓住对修辞的研究必须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努力贯穿始终。统观全书,作者不仅在“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这一篇中比较集中地探讨和论述了修辞现象的生灭、止落,与题旨和情境适应上的形形色色等的演变,而且在对修辞的性质、特点、任务和作用的论述,以及对于修辞系统的分类和概括,乃至全书的结语等各个部分,都无不贯穿了变化和发展这一原则。

此外,《修辞学发凡》在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来进行研究方面,也表现得很为突出。书中很好地做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统一、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陈望道 - 对现代中国语言学的贡献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 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

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
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3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文法的研究》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等论文。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陈望道是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
早在3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并组织和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他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等,并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陈望道还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 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践“大众语”,他于1934年 9月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此外,陈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讲义》,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陈望道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

陈望道 - 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初,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的委托,翻译《共产党宣言》 。于是陈望道回到故乡义

乌的茅草房里,开始了这项翻译工程。

有一天,陈望道的母亲见儿子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依据日文本、参考英文本翻译《宣言》,人都累瘦了,便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到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对大笑一场。

1920年4月末,陈望道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再经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校阅,当年8月便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仍然售空。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然而,由于后来国民党将《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教授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时,年已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宣言》版本。

陈望道 - 拒绝附和文革

陈望道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某学者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陈望道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他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陈望道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陈望道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陈望道 - 与复旦大学的情缘

1920 年5月,陈望道在义乌家乡分水塘村完成了马克斯恩格斯名著《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来到上海。在上海编辑《新青年》;与陈独秀、李达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也就在1920年这一年,望道先生来到了复旦大学任教,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近半个世纪的情缘。

1920 年9月,陈望道来到了复旦,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科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他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以后,他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专业,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原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望道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学系主任。在近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望道先生治学严谨,先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的专著《作文法讲义》(1922年)、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论著《美学概论》(1927年)和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因明学》(1931年)。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望道是一位身穿灰色旧长衫讲课的穷教授,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颇受学生爱戴,人称民主教授。在他时任中国文学科主任的1927 年,因为大革命失败,夏征农(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等许多革命青年从武汉逃来上海,没有地方可去,经望道先生安排,他们才进了复旦中文系学习。

1931 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一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文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副署,陈望道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望道先生不得不离开复旦。在离开复旦以后,1932年他修改、整理讲稿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此后,他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主编《妇女评论》,创办《太白》杂志,开《大江书铺》和办《大江月刊》,发动“大众语运动”,发起“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

1938年抗战爆发后,复旦迁校至四川重庆北碚。1940年,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回到了设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和新闻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闻系主任。在他出任新闻系主任后,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

为了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在炎热的7月,陈望道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满是臭虫的床上,因为过度疲劳,他卧病了一个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蒸蒸日上,名闻全国。1944年那一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为543人,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2787人的19.48%,而当年新闻系仅录取30人,也就是说,每18人中才能录取一人。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上 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望道先生知道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在今天复旦新闻学院大楼前面的草坪上,竖有一座陈望道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永永远远地纪念他。

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拟将复旦迁往台湾,从而引发了一场复旦师生的护校斗争。望道先生作为教授代表担任了护校组织“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的副主席,领导学校的师生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陈毅将军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军管会代表实施对复旦大学的

接管。因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人在北京,望道先生实际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校务和教务工作。1950年中央曾有意调他去北京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望道先生说:“如果到北京工作和在复旦工作一样重要,我还是希望能继续留在复旦。”为此,毛泽东在1952年亲自任命望道先生为复旦大学校长。当时全国高校正实施院系调整,十八个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并到了复旦,一时间群星际会,人才荟萃,但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又个性迥异,要把这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很难。作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生呕心沥血,才使复旦各项工作走上轨道,从而成就了国内一流名校的声望。

院系调整后,有人提出来要改复旦校名为上海大学,各说各的理由,最后陈望道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了他的想法,这场校名之争才算平息下来。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望道先生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张志让,请他托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复旦的校门也是几经变迁,原来在国杈路口对面, 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六十周年,学校决定建新校门,并移址到现在的邯郸路220号。为了建造现在的这座校门,预算需要两万余元,但当时学校只能有一万元的投入,于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作为校门的建造资金。因为这个原因,在1991年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现在的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

在六七十年代,复旦地处上海的城郊结合部,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远比市区要差,同时给复旦职工子女的读书、升学、就业也带来许多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生,为此多次给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当时有一万多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也觉得十分为难,但望道先生还是不断地反映。1977年10月望道先生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探望他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复旦能尽快划入市区。”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陈望道 - 结婚请柬现东阳

1930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陈望道、蔡慕晖在女方东阳蔡宅村乐顺堂举行婚礼。两人都是知名人士,他们一反结婚必须女到男方的习俗,因此轰动一时。在婚礼上,新郎新娘穿着时装,不跪不拜,只向长辈、介绍人等行鞠躬礼并互行鞠躬礼。婚礼后,他们还赠永宁小学(现东阳市厦程里小学)风琴一架以示留念,这架风琴至今犹存。

陈望道结婚请柬系粉红色,四周波浪形,凸出一圈牡丹花,高16厘米,宽12厘米,纸质是民国时期的照相纸。请柬中文字为大红色,非手工书写,上书“谨定于十九年九月十六号在浙江东阳蔡宅乐顺堂为小女慕晖与陈望道组织新家庭纪念招待,亲朋敬候”等字。当时东阳不可能制作这样精美的请柬,应为沪杭等地订制。是徐松涛在东阳蔡宅村一村民家无意中发现而买下收藏的。这张请柬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是70多年前的旧物,而在于新郎新娘的不寻常。

新郎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者。历任大学教授、主任、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

科学院学部委员、《辞海》编委会主编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新娘蔡慕晖是东阳蔡宅村人,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大姐,大学教师、社会活动家,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文联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她竭力主张妇女走向社会,自尊自立,为社会作贡献;呼吁男女同工同酬,婚姻自主自由。这张请柬上署名的是蔡慕晖的父亲蔡汝楫,其兄蔡汝霖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宣慰使。蔡汝楫信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东渡扶桑习医,毕业于爱知医药专科学校,归国后开设诊所。

陈望道 - 故居

陈望道故居是一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开间前檐有天井,设有照墙。古

居右角不远处是陈家的柴屋。1919年,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来,因提倡思想解放,被当局以“非孝”、“废孔”和“共产”、“共妻”的罪名而遭查办时,回到家乡,并在这柴屋中首译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后来,柴屋焚于火中,而他翻译的经典著作,却为中国革命“盗取”了“天火”,照亮了革命者的道路。

陈望道 - 复旦大学历届校长

复旦公学(1905~1916)

校长 马相伯 1905~1906
校长 严 复 1906~1907
监督 夏敬观 1907~1909
监督 高凤谦 1909~1910
监督 马相伯 1910~1912
校长 李登辉 1913~1916

私立复旦大学(1917~1941.8)

校长 李登辉 1917~1937.7
代理校长 唐路园 1918(待建)
代理校长 郭任远 1924.7~1925.3
代理校长 钱新之 1936.8~1940.5

国立复旦大学(1941~1949.5)

校长 吴南轩 1940.5~1943.2
校长 章 益 1943.2~1949.5

复旦大学(1949.7至今)

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 1949.7~1952.9
校长 陈望道 1952.9~1966.12
校长 苏步青 1978.7~1983.1
校长 谢希德 1983.1~1988.11
校长 华中一 1988.11~1993.11
校长 杨福家 1993.11~1999.1
校长 王生洪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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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图文
  • 照那斯图(1934),男,内蒙古人,蒙古族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
  • 詹姆斯·柯蒂斯·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日本名:ヘボン,18151911年)是日本江户时代被美国长老派教会派到日本作医疗及传道的宣教师。现时最
  • 胡适 (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
  • 杨时逢(1903),男,1926年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曾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至研究员等若干职务。
  • 胡朴安,文字训诂学家。原名韫玉,字朴安,安徽省泾县人。
  • 姜亮夫(19021995),原名姜寅清。云南昭通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一代国学宗师,中国当代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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