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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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 赵恒(968-1022)宋太宗第三子。以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荧惑朝野,帝亦淫于封禅之事,朝政因而不举,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人所建之辽国入侵,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帝亲征,双方会战距首都汴京三百里外之澶渊,宋战胜辽国,但因真宗惧于辽的声势,不顾寇准的反对,以每年进贡辽大量金银为"岁币"于澶渊定盟和解。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在位二十五年崩。为守成之主,使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

宋真宗 - 简介

宋真宗赵恒,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998-1022)。
  
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登基前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和寿王,997年以太子继位。真宗在位25年,宋真宗统治时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1004年,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良、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
  
宋真宗统治后期以王钦若和丁谓为宰相,信奉道教和佛教,称受天书,封泰山、祀汾阳,修建了许多寺庙。
宋真宗也是诗人,他比较著名的诗有《励学篇》、《劝学诗》等。
宋真宗死后葬于永定陵。

宋真宗 - 概况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乾兴元年 真宗名恒,曾名德昌、元休、元侃。生于开宝元年(968)十二月二日,太宗第三子。淳化五年(995)被立为太子。至道二年真宗像(997)太宗去世,真宗登皇帝位。乾兴元年(1022)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55岁,在位26年,葬于永定陵。

真宗不是太宗的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当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轮到了他继位。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分全国为15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蠲免五代以来的欠税。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澶渊之盟:和平降临背后的故事

建于真宗时期的定州敌塔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咸平二年(999)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真宗朝名相寇准,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是华州下邽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寇老西儿”。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其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太宗时,有一次在大殿奏事,寇准的话很不合乎太宗的心意,太宗愤而离去,寇准居然不顾君臣之礼,扯着太宗的衣服不让他离开,太宗被他搞得极为尴尬。或许正是因为寇准的直率,使太宗比较信任他。

在立太子等敏感问题上也征求他的意见。寇准支持太宗立时为襄王的元侃为太子,又打消太宗立太子后的疑虑,所以说起来真宗能顺利登上皇位也有寇准的一份功劳。这样,真宗也很信任寇准,后任命他为宰相。

宋真宗 - 生平介绍

赵恒,先后受封为韩王、襄王、寿王。太宗晚年迷信相术,曾召一僧人入宫给子侄诸王看相。僧人看了几个子侄,只有赵恒还在睡觉,没有出来。僧人却奏告说:“我遍观诸王,命都不及寿王。”太宗说:“你还没有见过他,怎么知道他的命最好?”僧人说:“我刚才见站在寿王门前的3个仆人,他们都具有日后成为将相的器度。仆人尚且如此,他们的主人自然更高贵了。”于是,太宗就立赵恒为太子。太宗于公元997年3月病死,他于同月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咸平”。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也能注意节俭,政治较为安定。

公元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圣宗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城下,威胁宋的都城。警报一夜五次传到东京,赵恒问计于群臣。副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主张逃跑,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定必大振,就一定能打退敌兵。赵恒同意御驾亲征,由寇准随同指挥。到了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赵恒听说辽兵势大,又想退兵。寇准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乘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赵恒才勉强同意继续进军,渡河进入澶州城。远近各路宋军见到皇上的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士气大振。寇准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兰。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要求议和。经过寇准的坚持和使者曹利用到辽营一再讨价还价,于12月正式议定由宋朝送给辽以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换得辽军撤走。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从此,岁币成为北宋人民长期的沉重负担。

赵恒后又听信王钦若的谗言,怨恨寇准迫使他亲征,冒—了风险,撤掉了寇准的相位,信用王钦若、丁谓等奸人为相,伪造“天书”,封禅泰山,提倡佛教、道教、儒教,大搞迷信活动,广建宫观,劳民伤财,政治腐败,社会矛盾趋于尖锐。

公元1021年,赵恒起病。第二年2月,病重,戊午日,命太子继位,不久死于汴京宫中的延庆殿。赵恒死后的庙号为真宗。

宋真宗 - 家庭介绍

皇后 
 
潘皇后 章怀皇后潘氏
郭皇后 章穆皇后郭氏
刘皇后 章献明肃皇后 刘娥
李皇后 李宸妃
杨淑妃 保庆皇太后  
妃嫔  沈贵妃 
子 
 
赵褆 温王 早亡
赵佑 悼献太子,母章穆皇后郭氏
赵祇 昌王 早亡
赵祉 信王
赵祈 钦王 早亡
赵祯 仁宗 母宸妃李氏 
女  长女 惠国公主 早亡
次女 升国大长公主 赵妙元,初入道。明道二年,封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庆历七年,追封鲁国长公主,谥昭怀。徽宗改封升国大长公主。政和改昭
大长帝姬。母宸妃李氏 

宋真宗 - 伪造天书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帝与萧太后率大军南下攻宋。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勉强御驾亲征,但却在宋军士气方振、战局对辽不利之际,以每年输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屈辱条件,在澶渊同辽签订了和约,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参政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
  
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的马屁精。他对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但在搞小动作方面,却是胜人一筹的。史称他“性倾巧,敢为矫诞”,就是说这个人鬼得很,敢于弄虚作假。宋真宗伪造“天书”的把戏,就是他出的歪点子。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那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它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但又担心地说:“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王旦是当时的宰相,因此前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不会不同意。”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拿里面盛的全是美珠!从此,王旦成了封禅拉拉队的带头羊。
  
主要障碍打通了,真宗又同王钦若密谋布置了一番,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把朝臣召集起来,煞有介事地对大家说:“去冬十一月庚寅月,将近半夜时分,我刚灭烛就寝,忽然室中亮堂起来,有个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来月于正殿建道场一个,将降天书“大中禅符”三篇。’说完就不见了。从十二月初一起我即斋戒于朝元殿,并建道场以伫候神赐。适才城皇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即遣中使去察看,回报说帛布还包有类似天书的东西,封口隐然有字。原来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啊!”王旦等当即再拜称贺。真宗于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天书”迎奉到道场,当众开了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是说真宗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真宗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依旧包起,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另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即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为了扩大影响,真宗趁热打铁,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等。又授意一班吹鼓手如陈尧叟、丁谓等益以经义加以附和。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
  
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三月间即由王旦牵头,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上表请求真宗封禅。真宗召三司使丁谓问了经费事宜后,即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又任命了主要负责官员,其中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丁谓负责计度财用。六月初,派王钦若为先行官,赴泰山筹办具体事宜。
  
王钦若一到乾封(今泰安县)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现。”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造的“天书”驰送京都。真宗再次召集朝臣吹牛说:“五月丙子夜,我又梦见上次的神人对我说:‘来月上旬,将赐天书泰山’,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现在果然应验了……”王旦等又是再拜称贺。接着将泰山来的“天书”奉迎至含芳园正殿,仍由陈尧叟启封宣读,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万福。锡汝嘉瑞,黎庶成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于是群臣表上真宗尊号为“崇文广武仪天奉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不久,王钦若又献芝草八十本,赵安仁献五色金丹、紫芝八千七百余本,各州献上的芝草、嘉禾、瑞木之类更多得无法纪计。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又诏建玉清昭应宫,以备专门供奉“天书”。上述种种无非是为封禅气氛加温,同时也把对真宗的歌功颂德浪潮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宋真宗 - 宋真宗年号

咸平:998年—1003年   
景德:1004年—1007年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   
天禧:1017年—1021年   
乾兴:1022年

宋真宗 - 宋真宗的宰相

吕端(935~1000),字易直,北宋幽州安次(现廊坊安次区)人。   
张齐贤(943~1014]字师亮,曹州句容人,徙居洛阳。   
李沆(947~1004),字太初,洺州肥乡(今属河北)人。   
吕蒙正(944或946-1011),字圣功,河南洛阳(今属河南省)人。   
向敏中(948~1019)字常之,(一作长之)开封人。   
毕士安(938~1005),一名士元(《嘉定赤城志》卷九),字仁叟,一字舜举(《武夷新集》卷一一《毕公墓志铭》、《隆平集》卷四本传),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诗人。汉族。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   
王钦若(962-1025年) 北宋大臣。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丁谓(966——1037)北宋大臣。字谓之,苏州长洲(今吴县)人。   
李迪,濮州(今山东鄄城)人,字复古。生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卒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O47)。   
冯拯(958~1023),字道济,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宋真宗 - 泰山封禅

当伪造天书,一切准备就绪后,真宗即于十月初正式就道东行。那“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一般文武百官扈从;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历时十七天始到达泰山。在山下斋戒三日,始行登山。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后,第二天又下到社首山行了祭地礼。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总计这次“东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
  
这场由王钦若执导、宋真宗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此结束了,但真宗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意希进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一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又称“西封”)大礼。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

宋真宗 - 相关故事

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

一千年前,繁华似锦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罗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宋史》)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说:“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行旅如流。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这一年是公元1009年,距今整整一千年。千年梦回,北宋繁华似锦。而这一“锦”象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这一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这一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悠闲地走在封建主义的小康大道上,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

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那么,如何揭开这一辉煌的谜底呢?

大中祥符(1008—1016)是宋真宗的第三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九年。大中祥符二年,繁华似锦,可是所有这一切,在五年之前并不明朗,那时的热门话题是:战争与和平。

和谐就是生产力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而北宋,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国”。

公元1009年,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辽、夏,云南的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于阗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属于哈拉汗朝)。

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等多个政权并立。而五年前,北宋的周边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宋辽关系。

1004年闰九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侵入宋境,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前,辽曾提出和约,宋真宗选择了战争。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登临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展开和谈。

和平还是战争?宋真宗选择了和平: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给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

民意如此,人心向背啊。宋真宗要的是和谐—友邦的和谐,民众的和谐。于是,宋辽签盟,从此交好达百年之久。

何况,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可并非像某些教科书所言“大大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危机”那么简单:从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难道还应继续吗?这种生死相搏,要最终博弈到何时,且宋朝彻底胜算又有几何?

每年扔出去30万两白银,谁都心痛,可是否了解当时宋朝在北方战线上应付一场战争,需要投入怎样的国力物资?

3000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中等级别的战争。

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即位近七年来,宋真宗一共应付了多少场超级战争?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但年30万岁贡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

于是,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契丹铁骑不再南下。此中利弊,勿庸赘言。

到此,如果说后人对“澶渊之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它使北宋失去了中原帝国的威仪,番邦外夷竟未臣服!其实“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不是很好吗,何必非要自居“父皇帝”?兄弟和谐相处,于神宗而言,其结果就是:和谐就是生产力。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五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

繁华似锦,尚需锦上添花,而能锦上添花的,是宋神宗那支廉政的大手笔。

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革除各种弊端。

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借宋人朱熹《观书有感》一问:问渠哪得“清”如许呢?

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想真宗所提之“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有这样的活水注入,何愁为官不清呢?

“清心”“修德”是真宗倡廉的根本,其实宋代的倡廉措施中也是“德治”在先: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

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神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

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一个被《清明上河图》千秋歌颂的时代正拉开序幕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等待着百年后张择端的那支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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