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启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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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启葆(1910~1975)字遂初。江苏昆山人。1922年离家去上海,入中华职业学校商科,1925年毕业后,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当职员;1929年考入南通农学院附设高中,1930年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在中大农学院,他边学习边参加棉花育种的试验研究,曾发表《中棉新品种》《中棉遗传研究》和《棉作叶绿素数量之初步研究》三篇论文,后两篇还被英国的农业杂志刊登、转载。1934年毕业留校,被棉花专家冯肇传教授选为助手,继续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又有两篇论文被英国遗传学杂志刊登,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忍着与亲人失散的痛苦,毅然随中大西迁重庆。 1938年,随着南京、济南、开封、武汉的沦陷,中国的集中产棉区除陕西关中外,均被日军占领。俞心系抗日军民的衣被急需,曾利用假期作了50天实地考察,写出了扩大四川棉产区域的报告,递交国民政府参考。

俞启葆 - 个人简历

1930—1934年先后毕业于南通农学院附属高中及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1934—1940年任中央大学助教。
1940—1949年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士、技正。其间于1945年初赴美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市克乃其研究所学习、考察1年余。
1949—1958年先后任华北农业部、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研究室主任、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当选为陕西省第二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958—197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陕西省科协副主席、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75年9月12日逝世于西安。

俞启葆 - 生平概述

早年潜心棉花黄苗、棕絮、卷缩叶等遗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对建设陕西省农业科研机构和队伍,推动旱地植棉,开发新疆棉田;组织棉花黄、枯萎病和小麦条锈病防治研究,发展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俞启葆,字遂初,1910年6月14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2岁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毕业后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做过两年多会计工作。

1922年离家去上海,入中华职业学校商科,1925年毕业后,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当职员;1929年考入南通农学院附设高中,1930年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在中大农学院,他边学习边参加棉花育种的试验研究,曾发表《中棉新品种》、《中棉遗传研究》和《棉作叶绿素数量之初步研究》三篇论文,后两篇还被英国的农业杂志刊登、转载。1934年毕业留校,被棉花专家冯肇传教授选为助手,继续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又有两篇论文被英国遗传学杂志刊登,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忍着与亲人失散的痛苦,毅然随中大西迁重庆。1938年,随着南京、济南、开封、武汉的沦陷,中国的集中产棉区除陕西关中外,均被日军占领。俞心系抗日军民的衣被急需,曾利用假期作了50天实地考察,写出了扩大四川棉产区域的报告,递交国民政府参考。

1929年考入南通农学院附属高中,一年后,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34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作助教,从事棉花遗传育种研究。1937年底他随校西迁重庆。这时他走出实验室步入棉区,研究解决抗战军民衣被问题。1940年3月在冯泽芳举荐下,被调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以督导员身份到陕西棉改所,指导泾阳地区棉花生产与科研工作。1945年初,他赴美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系及纽约市长内基研究所遗传学部学习,考察1年。

1940年3月,经著名棉花专家冯泽芳举荐,俞调入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接着,以棉花督导的身份被派驻陕西农业改进所。到陕西后,他一头扎在泾阳农事试验场,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开展棉花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育出棉花抗虫新品种鸡脚德字棉,选育出棉花高产品种泾斯棉,还成功地进行了亚洲棉与陆地棉的种间杂交。这一时期,他还抽出时间,先后考察了陇东、陕南、鄂北、豫西南棉区,提出了许多发展棉花生产、提高皮棉产量的建议,对促进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他的这些福泽后世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十分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取得的。那年月,重庆寄给他的薪俸虽然数目可观,但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待收到时,也就够每月买40来斤面粉填饱肚子,衣着花销再也无钱支付了。夏季棉田闷热难耐,他把唯一的长裤剪成短裤;秋冬天气寒冷,他在短裤外裹一件夹大衣,照旧在田间观察、在室内试验。有一年深秋,一个学校请他讲课,他就是穿着这套大衣裹短裤的特殊服装走上讲台的。尽管生活如此困难,他还把陆续获得的3000元奖金,接济了连饭也吃不饱的穷苦人家。

1945年初,俞作为留美实习生前往美国,当他来到指定的学校时,发现导师的水平不如自己。许多学者因为早就从他的论文中知道他的学识和才华,都无意收他为徒。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考察了美国的所有棉区,接着在康奈尔大学选读了几门课程,后来又在克乃其研究所遗传学部住了三个月,写了几篇论文,满打满算在美国待了一年,便启程回国了。

留美期间,已传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俞急切地返回祖国,是想用自己的知识和在美国看到的现代文明为建设贫困落后的祖国效力。为此,他一踏入国门便奔走呼号,希望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尽快实行,并说服母亲把自家的田地分给穷人;他马不停蹄地去鄂、湘、赣、苏、浙、冀、晋、豫各省棉区考察,力图发展棉花生产,解决国人的穿衣问题。然而,他的兴国富民梦想,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卖国和内战政策粉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统区一浪高过一浪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使他逐渐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因此,南京解放前夕,当国民党军警欲挟持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高级知识分子去台湾时,他与同事相约:决不离开大陆,保护好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迎接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俞于1950年7月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研究室主任。赴任路上,他由潼关下火车,徒步前往西安,沿途查看田间庄稼生长,与农民研讨麦棉品种和耕作技术;思考着如何加强对西北13个农业试验场的技术指导,到任不久就草拟成《关于西北各省农业试验场的报告》。1952 年,俞奉命筹建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后任所长、研究员。195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农业部赴苏农业考察团,并任棉花组组长。1958年,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改称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俞任副院长,主持科研工作。中国共产党重视科学实验的各项政策,使他备受鼓舞,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他的组织指导下,不仅找到了恢复陕西关中老棉区生产和开发河西走廊与新疆内陆棉区的途径;而且组织区域性大协作,从育种和栽培等多方面入手,找到了小麦条锈病和棉花黄枯萎病的综合防治技术,为陕西、西北,乃至华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苦学力行、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只讲奉献、不思回报的道德情操,影响、教育了陕西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曾被选为中国农学会西安分会理事长、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还受聘担任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农业组成员,是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俞启葆被调华北农业部工作。几个月后,重回西北,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技术研究室主任、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等职。曾被选为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科协副主席、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他曾多次出国访问,1974年率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

长期奔波在农村,生活无定,加上过度劳累,俞的身体日渐衰弱,1975年初竟至进食不畅。夫人劝他去看病他不听,只好求助组织;组织拿他也没办法,他日程表上的工作,依然每月每日都安排得满满的。7月参加省农村工作会议,已经咽不下饭,下肢浮肿,被送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消息传出,省委书记霍士廉等前往探望,指示医院全力医治,但为时已经太晚。俞丝毫没有悲伤。他压根没有多想自己的病痛,而是考虑如何抓紧这属于他自己已经不多的时间,处理他住院前还没有处理完的工作。他同各研究所的45位科研人员谈话,讲述了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他给十几位在各地蹲点的科研人员写信,对他们正在进行的课题提出建议,鼓励他们勇于创新,早出成果;他还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的王鸣岐教授,恳请王帮助陕西农科院植病专家刘汉文搞好红矮病的研究。病危时刻,他想到他对中国的棉花生产还有许多话要说,便召来长期跟随他进行棉花研究的郑剑芸和温茂萱,口述论文,要她俩记录整理。当这篇题为《论中国棉种改革——兼论今后我国棉花选种》的论文初稿完成时,他已经不能下床了。工作上的事全部安排完了,俞才想到自己的家事,那是1975年9月12日清晨,他以微弱的声音向夫人和儿子、儿媳说:“我过世后,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当天晚上便与世长辞。

俞启葆 - 棉作贡献

潜心棉花遗传研究,选育出抗病新品种
俞启葆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了棉花遗传研究。他对冯肇传老师收集保存的棉花品种进行了为时3年的精心观察,发现了江苏南通刘海沙棉种具有新的突变性状,并写了《中棉新品种》一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那时,他重点研究棉花心色、瓣色、叶式、蜜腺、花边色的遗传及性状相关。1934年与奚元龄合作在中央大学《农学丛刊》上发表了《中棉遗传研究》。同年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棉作叶绿素数量之初步研究》。这两篇文章均被英国《植物育种文摘》杂志收入发表。

他在中央大学当助教期间,曾对孝感棉进行仔细观察,发现有黄苗及卷缩叶的现象,随即抓住这两个形态生理性状进行了认真研究。结果证明,黄苗与其对应性状系一对简单基因支配,定名为CaCa,该基因与支配花青素的基因有连锁关系。卷缩叶与黄绿苗分别受一隐性基因控制。黄绿苗与花瓣色泽、卷缩叶、黄绿苗花青素、叶裂深度等均为独立遗传。他的研究论文《中棉黄苗致死及其连锁性状之遗传研究》和《中棉之卷缩叶与黄绿苗两突变及其连锁性状之遗传研究》先后发表在《科学》杂志,同时刊登在英国的《遗传学杂志》(Journal of Genetics)上。这些发现纠正了当时国内外对这些性状遗传的不够妥当的论述。因为在此之前英国颇有名气的棉作专家哈奇森(Hutchinson)曾对西印度棉之棕絮与鸡脚叶的控制基因定为连锁关系,并以此推断卷缩叶与棕絮也呈连锁遗传。究竟谁是谁非,一时难以定论。后来另一英国棉花学者汉兰德(Hanland)与俞启葆经多次书信讨论,最后还是赞同俞的观点。

30年代初,国外学者认为控制棉花花青素变化的基因有6个,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只有5个,且其遗传表达与国外的描述有所不同。俞启葆根据自己大量试验的资料和国外学者进行了反复研讨后,于1940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亚洲棉中花青素多对性新系之研究》一文,阐明多对性无心系与国外的多对性有心系可以平行存在。

俞启葆在棉花新品种选育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但自己育成一个优良新品种“鸡脚德字棉”,还指导有关科技人员选育出高产品种“泾斯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时,仍然十分重视棉花抗枯萎病和黄萎病的育种工作。在50—60年代,陕西关中一带是我国棉花枯、黄萎病的重病区,造成棉株成片死亡。在俞启葆倡导下,陕西分院的科技人员与外省、市科研单位一起开展了协作研究,先后培育出包括荣获国家发明奖“陕1155” 良种在内的10多个抗病品种,控制清除枯萎病危害,防止了黄萎病的发展,为国家挽回1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深入棉区考察,促进棉作发展
深入产区考察生产,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科技人员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前提。俞启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怀着为“解决抗战军民衣被问题 ”的强烈愿望,利用教学之暇,费时50多天,行程4000余里,考察了四川境内嘉陵江、涪江、沱江流域的植棉情况,写了两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四川农业改进所陈让卿同志在此报告印发的后记中写道:“报告对于四川棉区之集中情况,棉农技术之优点劣点、避免天然灾害及推广棉产办法,扩育棉产区域等均有独到见解,颇可供政府之采纳及农学家、企业家之研究。”此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还陆续考察了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新疆等棉区,并且一一撰写了考察报告,提出了对各地区发展棉花生产的宝贵建议,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报告文章,见诸报刊,影响较大的有:《论平津保一带的棉种》、《陕西关中旱地发展棉田的意见》、《木棉观感》、《关于提高我国棉花生产和加强棉花科学工作若干问题的建议》等。

俞启葆还十分重视国外棉花生产与科研现状和发展趋势,早在1945年初,他借赴美学习之便,对美国各主要棉区的生产和科研情况进行历时3个月的考察,并以《美国棉区一角之鸟瞰》一文,发表在《农业推广通讯》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考察过埃及、叙利亚、苏联等国家的棉花生产与科研工作,并通过著文、作报告或向领导部门汇报,使大家了解到国外最新棉业动态。

俞启葆非常关注棉作生产的发展。由于他的业务基础好,见多识广,生产经验丰富,在就地进行技术指导时,往往能针对症结所在提出对应措施。50年代中后期,陕西的棉花多种植在灌区,但因土地面积小,难以进行合理轮作倒茬,致使虫害日益严重,产量逐年下降,俞启葆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陕西关中旱地发展棉田的意见”,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采纳。在此后的20—30年中,旱地植棉面积迅速扩大,每年约占棉田面积的一半,为陕西省棉花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3年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拟在石河子开发亩产籽棉100斤丰产方2万亩,为论证其可行性,邀请俞启葆会商。俞启葆对新疆情况比较熟悉,他以科学家的高度责任心,历数石河子气候、土壤、降水、灌溉等条件,结合棉花生长发育对外界条件的要求,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分析,发表十分肯定的意见,致使兵团领导心悦诚服地下定决心,很快把这个大面积植棉计划付诸实施。

俞启葆 - 搞好科研管理

俞启葆才华出众,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在作物科学领域中崭露头角。进入中年时期,又以沉着稳重见称,大有长者之风,同事们就给他冠以“俞圣人”、“俞夫子 ”的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长期担任农业科研单位的领导职务中,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全部心力倾注在科研管理工作上。

50年代中后期,陕西关中和华北平原由于小麦条锈病大流行,使当时普遍种植的“碧蚂1号”和“6028”等品种,先后丧失了抗锈能力。他立即组织省内外有关科研单位开展协作研究,明确了小麦良种丧失抗锈性的原因在于条锈菌的生理小种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一方面加强生理小种动态监测和品种抗锈性鉴定,一方面大力开展抗锈育种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培育出一批新的抗锈品种投入生产,使得关中这个条锈病常发区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控制了条锈病的流行,实现了小麦产量的稳定增长。此外,他还抓住吸浆虫危害小麦,彬县梨不结实、旱地棉花丰产稳产、绿肥种植、盐土改良等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组织技术力量协同攻关,收到了很好成效。

俞启葆十分重视农业科研单位的基本建设。建国初期,西北各省(自治区)的科研单位很少,仅有13个条件极差的农业试验场,科技人员亦十分缺乏,远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现状,他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对农业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合理布局,做出规划安排。同时四处增调科技人才,使陕西省在不太久的时期内相继成立了地区一级的农科所,陕西省农科院也与西北各省(自治区)农科院一样在西北农科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为使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多出快出成果,俞启葆除了尽量调动老一辈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外,还特别下功夫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青年科技干部。凡是新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他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反复强调要:“先作通家,再当专家”,并以自己切身的体会指出:“只靠每天8小时上班的时间学习和工作,当不了专家 ”。科技人员钦佩他的学识和思想境界,都愿意向他请教,他也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见解。他处理日常工作、业务工作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凡是大家送来的科研计划、总结以及论文著作,总是从命题看到结语,除在大的方面提出些意见之外,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时发现文中数据可能有问题,他就不厌其烦地亲自进行复算。由于他这样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地抓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因此今天的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已是人才辈出,成果累累。俞启葆长期以来由于操劳过度,身患绝症,医治无效,于1975年秋过早地与世长辞了。然而,他多年倡导的“密切结合生产实际,深入现场,建立基地的多层次相配合的研究方法”,正越来越为广大科技人员所接受,成为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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