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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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纯声192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旋即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研究员,1933转入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前往东北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中国学者从事民族学科学田野调查的开始。1934年因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上下册,六九四页,插图三百三十二幅 ,而一举成名。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后,他差不多以一己之力,于1955年创立民族学研究所,并主持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各地土著文化的比较研究,发表大量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凌纯声 - 人物简介

凌纯声(1902~1981)中国民族学家。字民复。江苏武进人。早年就学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人类学家M.莫斯等研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立边疆教育馆馆长,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去台湾省,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等。凌纯声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方面都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他曾调查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畬族和云南彝族,均有专著问世。40年代,转而注意新疆民族问题和边政建设问题。移居台湾后,多次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的传播关系。

凌纯声 - 作品简介

著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国边政制度》、《边疆文化论集》、《中泰文化论集》、《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

凌纯声 - 成长过程

凌纯声,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0一年出生于原籍,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随即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Mauss。回国后,恰好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院长蔡元培先生热心于提倡民族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成立民族学组,并自任主任。凌先生受欧陆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又有PaulRivet等名教授的推荐,蔡先生便邀请他来民族组担任研究员。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风气是极力提倡实地搜集科学资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1928:8)提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凌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和社科所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之下,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而这一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李亦园(1998)先生认为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凌先生是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而后「1935至45年代,中国民族学者从事西南、西北边疆民族之调查,无不以此书为范本」(李亦园1970:2)。凌先生的研究发法与著作,不但引领着当时的人类学研究的走向,也是当时中研院民族学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

但在更宽广的尺度上来观察,凌纯声先生与中研院这种强调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着重搜集传统风俗与历史源流而偏向民族志的描述的学术取向,只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中的一派。根据唐美君(1976:9)先生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之前,人类学因研究的对象、主题及理论上的不同,而有南北两大派之别,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黄应贵(2000:287- 288; 2003:12)认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正可以说明「历史学派」的特性。《松》一书虽强调「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环境而创造的文物和制度」,但全书描写物质、精神、家庭、社会四方面的描述,却无法让人明确知道是在适应怎么样的生活环境下创造出来的。而凌先生只关注如何利用该族数据解决中国上古史的宗教起源问题,这是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与作法,将人类学、民族学所研究的「原始民族」,视为上古社会文化的「遗存」,而为应证及了解上古不解之谜的的证据,而这种「溯源研究」及其背后的传播或演化论的学术典范,就从中国大陆一直带到台湾,影响了近五十年来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使得描述异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界定中原华夏民族自身的认同,而充满了汉人中心主义的观点(ibid2003: 200)。这也使得凌先生在回国前后的学术研究发生断裂,回国之后,他并没有延续在法国的所学,他对赫哲族的描述与他的老师Mauss所阐述的功能理论拉不上关系,他忽略了已有的人类学理论,采取当时中研院学术风气所强调的「反对疏通」的作法,而更关心中国历史问题的解决。或许这是当时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他有「学以致用」急切感,但他在「学」到「用」之间转了一个折,将所「学」得的人类学作了筛选,忽略理论,重视科学与历史,转为为国族建构之「用」。以「科学」研究「历史」是当时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的,傅斯年曾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固有学术。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

凌纯声 - 民族研究

因此在信仰存在着一个「纯粹客观史学」的前提之下,凌先生以及当时的历史学派都以研究者所认定的「客观标准」来确立民族,而与被研究者的主观看法毫无关系,这使得在八零年代以前,台湾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在此「客观科学观」的限制之下,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ibid 2003:206)。但吊诡的是,这些研究虽然都有「科学研究」之实,但却都脱离不了国族╱国家主义的意识型态下异己与已关系之观念的影响(何翠萍1999)。但黄应贵先生也强调凌先生的研究仍有后辈所不及的优点,他充分利用已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许多人类学家从事中国研究所忽略的,而凌先生早在1934年便作得非常杰出(ibid 2003: 12)。对于凌纯声先生而言,在了解赫哲文化之前,就必先搜集古代东北民族与赫哲族的资料详加考证,先弄清楚他们的源流以及相互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934:序言)。

凌先生来台之后,主要的研究兴趣转到环太平洋文化上。他用了很多文化特质来证明环太平洋各民族均源于中国的说法。黄应贵(2003:18-19)先生认为这类研究虽然可以满足国人自尊心,但却呈现出太多传播论的缺点。他忽略了文化的采借,以相同的文化特质来当作同出一源的证据,他把不同的语系与民族轻易划上等号,而且即使可以断定「台湾土著在远古来自中国大陆」,也不能就此断定「整个原马来族是由亚洲大陆南迁至南海群岛」。凌先生这种把现存的土著文化,当作是「上古史」之活的史料,而最终试图找出历史的发展与理解上古社会的目的,使其在方法上偏向依赖少数报导人的报导以及历史文献的考证,在理论上则有强烈传播论派的色彩,而背后,都有强烈的「国族主义的思想」。

凌纯声 - 治学研究

如果要更了解凌纯声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研究取向的细节以及民族主义的情怀,大概还可以从凌先生与芮先生的比较中看得更清楚。这两位学者的年纪相差不多,凌先生出生于一九0一年,芮先生长他三岁;两人的求学过程不同,凌先生自东南大学毕业之后,即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MarcelMauss)与PaulRivet等人。公元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返国,芮先生求学过程坎坷,曾在东南大学就读,但在毕业之前大学就解散了,后来任职于清大图书馆,与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李亦园1998: 740- 743)。李亦园先生说:芮先生是一位苦学自学成功的学者,而凌先生则是一位早年得意自国外学成返国的学人,两人的性格与经历自然有很大的差距,而在做学问的态度与视野上他们两人之间更有很大的不同(李亦园1998: 741)。

治学方面,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芮先生治学「谨慎精细」,颇受美国人类学影响,而与欧陆文化史派的观点大相径庭;而凌先生则喜欢则大处着眼,研究领域扩及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史等,深受欧陆史派人类学文化史观的影响(李亦园1970,1998)。这两位先生虽然治学态度不同,但他们却是彼此田野工作的伙伴,曾有多年的合作,一起到湘西调查苗族,到浙江丽水调查畬族,到滇西调查佤、拉祜、景颇、摆夷、栗僳等族,也曾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四川理番县羌族及大小金川的嘉戎族。

这两位学者既有共同的田野经验,又有学术取向的差异,不禁让人想要追问两者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中国民族问题论战的立场。芮逸夫先生以早期西南民族的探研参与中国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他在中国民族的构成一文指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又是一个民族,因为民族的定义是「大家愿意合在一起,民族是一个很大人类的团体」,中华民族不可否认的可以析出十二个族,但是因为大家愿意合在一起,所以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民族(芮逸夫1972: 68-69)。芮先生这样两者皆是的说法,或许可以放在他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民族主义者的脉络中来看,因为民族学的训练,让他不能否认中国境内除了汉族之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之分,但身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又让他肩负必须论证中华民国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使命感。而其基本立场,较为偏向傅斯年认为的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的说法,而与吴文藻、费孝通的一个民族的说法相距较远。而凌纯声先生对民族论战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凌纯声先生所著的中国边疆文化一文中,窥知一二。

凌纯声 - 已知事实

凌先生认为在那几年来的边疆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已知事实:中华民族志是由国族与边疆各族血统的混合,不断创造新生命而成的,也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认为「科学」已经证明,昔日被视为是无稽之谈的夷汉同源说是事实:夷汉是同宗异族的兄弟(凌纯声1942:62)。而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在人口、文化、空间上皆是举世无匹的民族,它的形成,并不是只是汉族的独自发展而已,实在是由边疆各族的涵化加入,才能有今天的大观。他说:今天中国边疆的重要,不仅边地资源为国家生命线,而边疆民族尤为国族的生命线。且边民乃我同宗兄弟,至今流落在化外者,亟应加以教养,使其能得归宗入族,早日实践国父的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之遗教(凌纯声 1942: 62)。而对于边疆文化的复杂现象,他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复杂的背后其实同出一源。他说:西南部族的名号殊多,语言文化也不一样,但是都是同属于汉藏一系的文化。但根据现有的材料,从时空两方面去悉心研究,以能寻流溯源,条分缕析,渐得证明汉藏系西南各族实为同源,至少是同干异枝的文化。

而各民族之所以呈现分歧的原因,则被归诸于「时间的悬殊」与「空间的隔绝」。同样的原因,也使民族在逐渐分歧之外,也彼此互相合流,从而形成纵错复杂的现象。因此在地形甚为复杂的中国西南地区,不同层次的文化在此纵横交错,但凌先生认为,实际上他们多半都有亲缘的关系,不过是远近亲疏的差别而已。他们的起源地何在,虽然不能肯定,但是迁移的方向,大概多半是从中亚由北南下(凌纯声1942:55)。可见溯源是凌纯声先生的关怀,而溯源的关怀,又导向同源的结论被当作是中国国族主义成立的左证。也可以看出,此时民族学、边政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在找出其它族群与汉族的关系,想要找出其它族群是否与汉人同源的答案,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中,虽然观察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根本上却仍是汉族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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