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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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胡愈之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一位被政界、学术界公认的德才兼备的“革命专家”,其“少有的全才”和令人起敬的高尚风范,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光辉楷模。

胡愈之 - 简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胡愈之,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省上虞丰惠镇人。1910年,毕业于县高等小学堂。1911年,以县试第一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1912年,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1913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著评文章。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择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   

“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  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上。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胡愈之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胡愈之 - 生平

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任编辑。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

1927年4月13日与郑振铎等联合发表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抗议信,次年流亡法国。

193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1931年回国。曾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任《半月国际》主编。

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8年在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处长。武汉沦陷后,到桂林与范长江创办《国际新闻》社,并创办文化供应社。

1940年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

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新加坡与陈嘉庚创办《南任日报》。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

1948年经香港到华北解放区。

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胡愈之 - 文学创作的数量和历程

作品的数量不仅是质量的折射和散发,一定程度上更是一个作家创作历程的记录,是其作用和影响的一种聚合和体现。要认知胡愈之的文学成就,数量问题不容回避。其实要廓清这一问题,并不复杂,关健仍是对胡愈之作品文体的如何认识和界定。

在大概念的文学作品框架下, 《胡愈之文集》中的作品,除了一些会议讲话和演讲材料等,几乎都可算文学作

品。撇开大概念的文学作品不提,就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文艺译作等小概念的文学作品而言,《胡愈之文集》收入的五百四十六篇作品中,除已收入卷六的小说、散文部分外,我认为尚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划入文学作品范畴的。如胡愈之早期以罗罗、说难、化鲁等笔名发表的那些介绍国际知识、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是不折不扣的知识性散文;以《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文艺理论文章,为典型的文艺评论;而《五卅事件纪实》和《莫斯科印象记》两文,前者可被视为中国较早的报告文学,后者则是一篇出色的游记或优秀的报告文学;甚至胡愈之在南洋期间写的大量的社论、卷首语等政论性文章,亦被称为“政论散文的极品,可当文学作品来欣赏”。“而有些记事怀人的小品文,清新俊逸,尤其是新文学的一绝。”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除了《胡愈之文集》中的作品以外,1999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胡愈之译文集》,收集了近80万字的胡愈之译作。在这些翻译作品中,除了《西行漫记》为共同翻译作品和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甘地等人的9篇文章外,剩下的48篇、约50多万字的译作,都为托尔斯泰、苏德尔曼、平斯基、伐佐夫、温塞特、爱罗先珂、泰戈尔、伊林、倍松等人的文学作品。

因资料的局限,我仅对手头能见到的《胡愈之文集》、《胡愈之译文集》中的作品,作了一个粗粗的梳理。在这320余万字的胡愈之作品中,可被划入文学作品范畴的至少在160万以上,其中创作作品110万左右,翻译作品50万左右。如果算上《西行漫记》,则在180万以上。也就是说,在现已出版的胡愈之作品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可被界定为文学作品。

比作品数量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创作历程。因为创作历程不仅是我们探询创作轨迹的主要路径,更是我们考量作家创作成就和影响的重要衡量尺度。道理十分简单,如果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 ,放在建国以后或现在来发表,其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正因为他们的作品诞生在“五四”新文化发轫之际,所以其启蒙作用和引领意义才非同一般。当然文学创作历程,不仅仅只是作品,还应包括与之紧密关联的文学活动。

胡愈之的文学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1927年底赴法国流亡前。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五四”前传递新思想、新科学、新发明的知识性散文;2、“五四”期间及“五四”后介绍国外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的文艺理论文章和评述国际问题的时政性散文、杂文;3、以《五卅事件纪实》为代表的纪实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是胡愈之参加文学活动最多的时期,如引领白话文、参建文学研究会、协编《文学旬刊》、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等等。这一时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影响、涉及面,还是参加文学活动的开拓意义,在对“五四”新文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和引领上,胡愈之与同时代的进步作家相比,都是绝不逊色的。这一时期,我也把它称为胡愈老文学创作历程中的“播火期”。

第二个时期:1928年1月赴法国流亡起至1940年10月赴南洋前。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以《莫斯科印象记》和《西行漫记》为代表。除了这两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作品外,胡愈之另一个重大的文学贡献便是主编和创办了大量的进步报刊。如主编《东方杂志》、创办《世界知识》及系列书刊、创办《月报》等抗战报刊、协助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等等,虽然这些报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报刊,但无论在为作家提供创作园地上,还是在团结凝聚作家共同推进进步文学、抗战文学的前进上,其作用和价值都是非同小可的。而胡愈之首次编印《鲁迅全集》的壮举,其意义更不用赘述。这一时期,我们也不妨可把它称作胡愈之文学创作历程中的“标杆期”,在胡愈之自身创作成就上具有标杆意义,在那个时代段的作家群体中,胡愈之同样具有标杆式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第三个时期:1940年11月赴南洋起至1986年1月逝世前。这一时期时间跨度最大,长达45年,但其创作主要集中在两头,即南洋时期和文革后至逝世前。南洋时期的创作以长篇科幻小说《少年航空兵》、《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及大量的政论散文为代表,文革后至逝世前则重点为《我的回忆》和晚年的一批怀念性文章。因地域和环境独异,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我以为在中国的同时代作家中颇具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稍作阐述。如果要对胡愈之文学创作历程的第三个时期,也作个比喻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不知是否也可称作“特定期”,特定的地域(南洋)、特定的历史条件(抗战、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特定的角色(文化界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下的文学创作时期。

胡愈之 -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特色

胡愈之的文学作品,就文体形式来说,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1、散文、杂文;2、报告文学(或可称作纪实性文学作品);3、文艺理论文章;4、翻译作品;5、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所涉及和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可谓纵横国内外,广涉政治、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特别是胡愈之的那些知识性、政论性散文、杂文,其视野之开阔、题材之鲜活、内容之广博,我以为在同时代作家中是无出其右的。如果说《五卅事件纪实》和《莫斯科印象记》 ,奠定了胡愈之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开拓者地位的话,那么我认为今天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胡愈老那些数量庞大的散文、杂文作品,尤其是从1915年开始至1948年回到国内前的那部分知识性、政论性散文、杂文作品。撇开其他方面的因数不谈,单就内容来说,这些作品便仿如一轴色彩浓烈、视觉缤纷的世纪画卷,抑或一本鲜活、广博的百科全书,宏大里让我们触摸得到时代的轮廓、世界的经纬,细微处谛听得见历史的足音、岁月的鼻息。

要对胡愈之文学作品的内容作一番具体的梳理和归纳,我以为还远不如对胡愈之文学作品的特色作一些探究和分析来得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胡愈之的作品,就能知晓大致了,而后者则能为我们更深地了解胡愈之文学作品的内涵,提供一些依仗。当然限于水平,这样的探究和分析更多还是感性和肤浅的。

胡愈之文学作品的特色,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鲜明的时代性

和同时代的进步作家一样,鲜明的时代性是胡愈之文学作品的最大一个特色,事实上这也是胡愈之以及与胡愈之同时代的进步作家们,其文学作品在当时具有强烈生命力——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缘由所在、支撑所在。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肩荷的使命和追求,决定了鲜明的时代性成为胡愈之他们那一代进步作家的最大共性和特色,因为对他们那一代作家来说,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更多的是战士。鲜明的时代性,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是体现得十分典型的。如果说“五四”以前,那些传递新思想、新科学、新发明的知识性散文还是一种前奏、一种蓄积的话,那么自“五四”以来至南洋回国以前,鲜明的时代性在胡愈之的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文章以及翻译作品中,已成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成为胡愈之文学作品的最大思想价值所在。这方面具体的作品,我想已用不着再举例。也因为鲜明的时代性,决定了胡愈之的作品其文体多为短小灵活、立竿见影的散文、杂文和及时、真实的报告文学,而极少以虚构为主的小说;其写作手法多借鉴新闻与纪实手段,而相对较少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手法。

二是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

至少在我的阅读积累里,还未发现与胡愈之同时代的作家中,有哪位作家其作品的视野和知识面能比胡愈之更开阔的。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我想主要缘于两点:一、胡愈之的勤奋和博学,包括欧洲和南洋的经历;二、胡愈之编辑、主持、创办几十种报刊的独特经历和环境平台。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体现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可以说这也是我们把握胡愈之文学作品思想内涵的两把钥匙。1、知识的先进性。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先进的,就像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进步的一样,而知识的先进性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则显得十分突出。无论是传递新思想、新科学、新发明的知识性散文,大量评述国际问题、时政问题的政论性散文、杂文,还是《莫斯科印象记》、《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西行漫记》等作品以及惟一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等,知识的先进性这一特征都是非常显著的。当然知识的先进性与胡愈之思想的先进性、追求的先进性,是互为因果、互助互动的。2、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任何一种知识的传递,如果仅仅只是就传递而传递,那么这种知识便永远不可能升华为思想。而在胡愈之的文学作品中,先进知识的传递正是赖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的提炼和整合,升华成为一种思想。事实上,上述“三力”既是胡愈之之所以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知识面的重要机缘,也是胡愈之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和政论性散文、杂文翘楚于同时代作家的一个关键原因。知识的先进性和通过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的提炼和整合升华成为思想,使胡愈之当之无愧地担当起一个启蒙者和播火者的角色。

三是浓郁的平民化精神

 平民化精神是相当一部分“五四”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等。作为这些作家的好友和知交,胡愈之也不例外,浓郁的平民化精神,如血液一样始终渗透于胡愈之文学作品中。这种渗透可从三个方面感知:1、作品的题材和视角。十分注重题材和视角的平民化,最大限度地考虑其作品的普及度与接受度,这是平民化精神在胡愈之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渗透。这样的渗透在胡愈之的知识性、政论性散文、杂文中,在推介世界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中,以及《我的中学生时代》、《南洋杂忆》等回忆性散文和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中,我们都可以找到鲜明的印证。即使在《莫斯科印象记》这样真切讲述苏联见闻的报告文学中,胡愈之也将更多的视角和笔触,放到那些能为更广大的读者所关注的工厂、农场、学校、医院和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等普通的人和事上。2、作品的语言和手法。作为一个学识丰富、才思敏捷的著名作家,胡愈之的文学作品题材鲜活,构思绵密,结构严谨,立意深刻,可谓波浪起伏、纵横捭阖。然而一个令人值得称颂的现象是胡愈之文学作品的语言,近乎返朴归真的化境,文字更是通俗浅白,近口语化。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其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条理分明,逻辑严密,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绝不作故作深奥的卖弄和无病呻吟的造作。返朴归真的语言和手法,正是胡愈老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不乏宏大题材时政性、政论性散文、杂文,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那么多的读者所喜爱的重要基因。3、作品的思想和立场。关于这一点,凡是读过胡愈之作品的,我想都会有清晰的感受。事实上平民化的题材和视角,返朴归真的语言和手法,既是平民化思想和立场的必然体现,也是这种思想和立场得以凸现的重要条件。理所当然,浓郁的平民化精神,无疑是胡愈之一生道德品格和政治追求,在文学上的折射和写照。

胡愈之 - 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

勿庸讳言,正如戴文葆先生在《胡愈之译文集》的“编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胡愈之)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相当多的成就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而在胡愈之至今尚未为人充分了解的成就中,我以为被遮蔽和掩掖得最多的,正是胡愈之在文学上的成就。目前,除新加坡对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专门的学者研究,并将胡愈之的作品选入新加坡两部文学大系外,国内鲜见对胡愈老文学成就研究的学者和资料。这一方面固然为我们探究胡愈之文学成就,增添了动力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无疑给我们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和障碍。

要探究胡愈之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我以为离不开时间和地域这两个纵横的座标,也正是立足于这两个纵横座标,我将胡愈之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大致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播火者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当之无愧的旗手,那么“五四”新文化火种的滥觞和洇漫,我以为更有赖于茅盾、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郑振铎、周作人、刘半农、田汉、陈望道等一大批新文化精英的努力实践和不懈传播。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的影响和作用在“五四”前夕,与茅盾等一起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时就已经初显峥嵘。“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今天当我们评价“五四”作家的文学成就时,我们习惯于将目光集中在几个旗手和一些经典的小说、诗集等作品身上,其实就启蒙和普及的意义而言,胡愈之那些视野广阔、知识丰富、观点鲜明、思想进步,既短小精悍又通俗朴实的文学作品,其影响和作用至少在当时丝毫不亚于甚至有胜于前者。

(二)、开拓现代新文学的实干家

现代新文学的概念,我的理解正如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所言:“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4),其含义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相近。将胡愈之誉为开拓现代新文学的实干家,我以为是名至实归、十分适合的。实干家同样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身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二是胡愈之从事的文学活动。几乎是“五四”新文化初兴的1920年1月10日,胡愈之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长达9000多字的文章《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接着他又先后发表了《创作的新倾向》、《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等一批文学评论,成为中国最早揭起现实主义文学旗帜的“五四”作家。而《五卅事件纪实》、《莫斯科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一批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具标杆意义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更以自身的实践,让这种开拓成为硕果累累的辉煌。值得一提的是胡愈之创作于南洋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 ,这部小说的开拓意义至少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现代新文学中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第一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描摹新中国雏形的文学作品。至于胡愈之以主编和创办大量的进步报刊、首次编印《鲁迅全集》等具体的文学活动,团结、引导大批作家开拓和推动现代新文学的发展中,更以一个众所公认的实干家著称。这方面大家了解的较多,不再赘述。

(三)、引领南洋华文文学的擎旗手

前面已谈到,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我以为在中国的同时代作家中是颇具独特意义的。这种意义我想主要在于两点:1、与同时代作家多留学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为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华人作家在海外的活动和由此形成的海外作品现象,提供了另一层面的重要个案。2、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在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向相对落后的南洋地区渗透和传播的同时,也为我们探究这种渗透和传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提供了样本和渠道。关于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近年来新加坡学者骆明、林万箐、方修、崔贵强、邢慧丽以及王慷鼎等先生和女士,都有专门的研究,前年在撰写《大道之行——胡愈之传》一书时,我也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我认为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着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给南洋华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遣产;二是对南洋华文文学起了开垦作用;三是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伟大品格。这三方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称胡愈之为“引领南洋华文文学的擎旗手”,乃当之无愧。

胡愈之 - 为毛泽东献策

1938年5月,胡愈之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四十年代到新加坡后,曾协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48年夏天,胡愈之从香港到大连,准备由大连转到华北解放区。那时李一氓正在大连主持工作,接待了他。有一天,两个人谈起了当时的战局。他对李一氓说:“毛泽东同志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在我看来,胜利时间不要两年。”“你是怎么估计的?”李一氓问。胡愈之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也崩溃,因而人心亦崩溃了。你们没有看见在国民党区域不论哪一个阶层,都希望解放军胜利,希望蒋介石垮台。”

经他这一说,李一氓不禁大为欣喜,连声说:“你这个看法有道理,我完全相信。”本来,李一氓是想等有方便的人同路时,陪送胡愈之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平山县去的,现在听了胡愈之的见解,便立刻报告了旅大区党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建议应该马上送胡愈之去平山县。经过旅大区党委的研究,他们就专门为胡愈之组织了一次交通和护送。在胡愈之即将离开大连时,李一氓还向他提醒:“到了平山后,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看法告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

胡愈之到了平山县不久,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胡愈之遵照李一氓所叮嘱的话,就把自己对战局的看法坦率地

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对胡愈之的看法也很重视。随后就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研究。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共双方的军事形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又写成《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对自己原先的估计进行了更改。他在文章中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9年9月,在胡愈之等人的筹办下,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在胡愈之和陆定一的陪同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毛泽东并为会议题了字——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胡愈之当时是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他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

早在三十年代,胡愈之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内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出了7期就停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愈之创办了文摘刊物《新华月报》。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新华月报》题词。毛泽东接读了胡愈之的信,欣然命笔,作了题词。而胡愈之则亲自作了一篇代发刊词,题目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胡愈之虽然自己也处在逆境之中,但他还是处处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他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看法,便忧心忡忡地约杨东纯、周世钊3人联合上书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接见他们,他们有话要说。毛泽东那时一般不轻易接见人,但看了他们的信,还派人来与胡愈之他们3人谈话。胡愈之、杨东纯、周世钊3人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以很诚挚、很沉痛的心情和态度,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进言。胡愈之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杨东纯谈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一个半天没谈完,又加了一个半天再谈,他们整整谈了两个半天。

毛泽东所派来的人,对胡愈之他们3人所谈的话都作了详细记录,回去以后也上报了,却没有结果。

然而,胡愈之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胡愈之也没因此而灰心,仍处处关心同志,仗义执言。如茅盾当时无人过问,他就去看望他,并利用一切机会去反映他的正当要求;冯雪峰去世后,“四人帮”的大小喽罗不准开追悼会,在最初的治丧方案中,甚至不许称呼“冯雪峰同志”,他深抱不平,到处奔走呼吁,总算为当时举行的告别仪式争得了准用“冯雪峰同志”的名义。

胡愈之 - 与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而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1925-1932)。 

《生活》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开初内容比较单调,进不了文化市场,印数只有2800份。从第二卷起聘请邹韬奋主编,他约请一些进步作家为刊物写稿,改变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层次,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发展到2万份发行量。1931年他读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十分赞赏,在《生活》上发表读后感,推荐给读者。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胡愈之发表了《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达了鲜明的抗日主张,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邹韬奋读后也为之震动。于是,他请朋友从中介绍与胡愈之会面,一气谈了三个小时,并向胡愈之约稿。胡愈之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当时苏中断交,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邹韬奋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邹韬奋有胆识,有正义感,从此倾力相助,参与组织和策划《生活》的编辑工作,还经常为刊物写稿,尤其是以“伏生”为笔名写的国际问题文章,一时风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号召力。有的刊物甚至以“胡伏生”的文章作为广告,企图鱼目混珠;《生活》为此特意发表声明,澄清“伏生”并非“胡伏生”,成为当时媒体内部的新闻事件。

《生活》的订购数逐渐上升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蒋介石要求黄炎培改变刊物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与胡愈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等人商量,决定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办刊。胡愈之建议独立后创办生活书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书(周刊社本来也有一些文章结集出书)。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这一年,邹韬奋37岁,胡愈之36岁。

生活书店成立后,胡愈之又协助邹韬奋制定了经营方略。一是表面上把周刊与书店分开,以免周刊因不改立场而被禁时影响书店;二是以书店为核心出版多个刊物,书刊互动,快速发展;三是出版与发行并举,不但发行本版书,而且经售、代办各种书刊报纸。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书店代理发行业务。这三家书店目标基本一致,一开始就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合并埋下了伏笔。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胡愈之虽然没有在《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周刊发展初期的重要参与者,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

特请胡愈之约他参加。邹韬奋欣然答应。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不久,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也被列入暗杀名单,只好出国避难。行前,他将《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胡愈之不负所托,不但组织编务,而且原来每期由韬奋执笔的“小言论”都由他来写。刊物办的很有锐气。

1933年底,由于胡愈之的一篇短文,当局通令全国查禁《生活》。在最后一期上,胡愈之写了《最后的几句话》,强烈谴责当局的无理行径,同时刊登了邹韬奋出国前就已经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生活》虽然被禁,但不到两个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设想,又创办了《新生》周刊。胡愈之建议请与张学良有良好关系的杜重远出面注册《新生》,得以顺利通过。《新生》完全继承了《生活》的办刊宗旨,“一切仍属旧贯”(邹韬奋语)。

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两个刊物。《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这个刊物寿命很长,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人也是胡愈之。韬奋1935年回国,立即与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救国会七君子。胡愈之担负起营救的组织工作。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风云变幻、国难当头的日子里,邹韬奋和胡愈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韬奋每当有重大决定时都要征求胡愈之的意见,对他十分佩服和信任。1938年12月,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有共产党色彩的书刊开始新一轮的清理。生活书店又面临一个新的关口。邹韬奋特别邀请胡愈之到重庆,商洽书店大计,总结9年来的工作,制定抗战阶段书店工作原则和新的编辑出版计划,并请胡愈之主持修订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并在组织上确立了三个系统,第一是社的小组,这是帮助社务能正

确执行的细胞组织;第二是业务系统;第三是自治会系统,这是增进同人福利,实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个职工政治认识水准的细胞组织。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纪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创见的。这可能与胡愈之曾到苏联访问有关。

在这次会面中,胡愈之建议,在后方和海外开设生活书店分店,化整为零,把人员和物资分散到五十几个分支店,既保存了实力,又扩展了书店业务。韬奋深以为然。在随后举行的社员大会上,胡愈之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编审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担任的唯一一个公开的职务。会后,胡愈之对编审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适应抗战建国需要、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服务精神”的出版原则和编审工作计划化的要求。他手订了全年和各季度各类出版物的编审计划、出版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措施,把过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类,由每个编委分担一个种类的编审工作。为保证编委会工作的正常进行,还制定了《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20条。在组织领导上,改总编辑负责制为编委会集体负责制。编委会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商讨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开会时请经理、生产部主任和营业部主任列席。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生活书店业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开创意义,极大提升了书店的职业化水准。

邹韬奋对胡愈之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他说: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贡献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的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1940年7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邹韬奋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直到三个多月后,接到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载了一篇写韬奋之死的专文,才不得不信。他怀着悲悼的心情一气写下长达3万字的纪念文章。他称韬奋是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认为,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这其实也是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的评价和定位。这个评价和定位一直影响到如今的三联书店。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全国出版界的领导人,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他说:“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他要求“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1982年10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会时,86岁高龄的胡愈之写了贺信。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我和这三家书店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书店,关系更加密切。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常常为韬奋主编的刊物写稿。关于书店的出版方针以及书店的内部结构,韬奋常同我交换意见……这三家书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到1948年,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广大人民,贡献力量。

从1931年到1982年,五十多年里,胡愈之先生一直关心、帮助和指导着三联书店,多次为三联书店规划蓝图、引领路径。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不是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为正义事业,为民族的需要,为大众的利益;为了这一切,要善于经营,但决不为经营而牺牲意义。这是作为一个三联人要永远记取的。

胡愈之 - 自述:辛亥革命与我

从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记得在中学生时代,我的身体又矮又瘦,显出额角格外地鼓大,站起

来全身失去了支点。又因为小时候多病,头发黄短,在额后垂着长不盈尺的卷曲的辫子,恰像一条猪尾巴,老是给身材高大的同学们,当作开玩笑的资料。

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间,我的父亲送我去投考绍兴府中学堂。那时绍兴是革命伟人的产生地,绍兴府中学堂是以闹风潮著名的学校。府中学堂的监督(中学校长当时称监督)一年中总得换过两个。据说当时学校当局怕事,以身材短小作为录取新生的标准,以为人小是一定不会闹风潮的。而我却是全校生得最短小的一个,所以便被录取了。(这还是最近听鲁迅先生──当时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说的,以前我还不知道。)学校当局的眼光是不错的。我在府中学堂,是最安分的学生,不但不会闹风潮,连同学们的欺侮嘲笑,我也从不敢反抗。我是一个多么羸弱的孩子啊!又是第一次离开家庭,进都市的学校里。初进校的新生,照例是要受老资格的同学的欺侮的;又何况许多同学们,一个个长得又高又大,我自然只好忍受一切,始终抱着“不抵抗主义”。

这时候离开武昌起义,不过半年,清室的统治,已开始动摇。绍兴的革命伟人徐锡麟,行刺恩铭不过是前二三年的事。我们时常经过绍兴府城的轩亭口,不免回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斩首的情形。因此青年的中学生,给神秘的革命情绪笼罩着。我说“神秘的”,是因为当时的青年不像现在的青年那样,有明白的政治社会意识。不过因为清廷惨杀革命志士,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又因受当时报纸民主思想、种族思想的影响,所以觉得非革命推翻清室不可,而且觉得非牺牲生命去革命不可。当时,我和同学们最感兴味的是谈革命。虽然学校当局恐惹起外间的注意,劝学生们勿谈政治,但是我们都把革命问题,看作比校课更有兴味。有几位教师,是曾经参加过同盟会的,我们都特别对他们表示敬仰。

到了那年四五月间,这郁积在青年人心头的革命情绪,是非表现不可了。而表现的方式,却是剪辫子。说也奇怪,因为有一二个同学剪去辫子,大家相率仿效,剪发竟成了一时的流行病。虽然学校当局为避免外面的压迫,劝告学生勿剪辫子,但是一大部分的学生却都变成了光头。我的堂兄在府中学堂里,他也是首先剪去辫子的一个,他的家庭知道了这事,告知我的父亲,父亲着慌了,连忙来一信。叫我万勿剪辫子。我便写信去要求,我的父亲又来信,申斥了一顿,引了“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其实我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反对剪辫子,不过因为当时清廷压迫甚严,凡是剪去辫子的人,往往被称作革命党,捉去便杀头。父亲是怕我发生意外罢了。

究竟我是一个赢弱的孩子。我没有反抗父亲的勇气,只好暂时把辫子留着,但是因此我却出了重大的代价。我被同学们当作侮弄的对象。“猪尾巴”变成了我的代名字。自然同学中留着辫子的还很多,但是他们是“大人”,没有人敢取笑,而我却只好吞声饮泪,独自受着高大的同学们的欺侮。不单是剪发的同学们,扭住我的小辫子,当作把戏,连那些和我一样留着辫子的同学们,因为自恃拳头大,也称我叫“猪尾巴”,这是多么难受的侮辱啊。

这一年暑假,我是拖着小辫子回到家里,但要求父亲下学期转学到别处,为的是不愿受“猪尾巴”之辱,不然父亲便应该准许我剪发。可是这两个要求,都被父亲拒绝了。暑假过后,我只好依旧拖辫子进绍兴府中学堂去。

可是这时候情形却不同了。捉拿革命党的风声突然紧急起来,许多人因为剪辫子,都被捉了去正法。因此本来已剪掉发辫的同学们,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装着一根假辫子,回到校里。我心里虽然暗暗得意,觉得剪发的同学们,实在也不见得比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却更深切地感到“猪尾巴”之辱。他们虽然装了假辫子,比“猪尾巴”到底威风些啊。

秋季开学以后,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我的病是伤寒症,热度很高。人们雇了划船,把我送回两百里路外的家乡。当我到家的时候,已不省人事,我的父亲,祖母。一家人都忧急得不堪。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个月,中间有两个月不吃东西,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医生都说希望很少了,后来总算是慢慢救活了。这以后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头奖,可以说是意外得来的。

快到深秋的时光,我的病已过了危险的时期。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到来了。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到几天,革命的声浪,震破我们这个小县城里的寂静的空气。有人说杭州城已挂着白旗了,有人说革命党已占领绍兴了。这些消息马上就传到我的病榻旁。父亲来和我说,满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间已经有许多人剪掉辫子,天下应该是汉人的天下了。

在病担榻中躺了三个月的我,正没法消除闷气,听了这样的惊人消息,自然喜之不尽。我正自忖着,我这回虽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我至少可以剪掉了辫子,不再受“猪尾巴”之辱。我是多么快活啊。

那时我听到革命军光复各地的消息,感情的兴奋,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遇到来看我的人,我都和他们谈论国事。甚至一个不懂事的佣妇来我房里的时候,我也要问她外面变成了什么景象,街上有没有挂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去看看这大转变后的新世界,满足我的兴奋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亲要报纸看,父亲却不许可。医生说我的身体还是十分虚弱,看书看报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闭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异变象,想象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载着的惊人新闻,我委实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合家人正在午饭的时候,我的房里没有人。我从病床上奋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对面我父亲的书室里。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时报》,就折回到病室里。还没有回到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亲进房来的时候看见我晕倒在地上,手中拿着一份《时报》,全家都着急起来。忙扶我到床上,请了医生来,总算又把我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就绝对不许我看报,而且不让我一个人在房里。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没有气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逊位,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我的父亲本也是“新党”,到这时他再不犹豫了。他选定了一个吉日,叫了理发师来,替合家男子剪发。父亲是第一个剪去辫子。自然这一回父亲不再主张“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时我已经能从床上起来,准备在我的父亲叔父之后,剪掉我的小辫子。但是当我起来照了一下镜子,发见那我认为奇耻大辱的猪尾巴,早已不见了。原来一场大病,把我的几根又黄又短的头发,脱的干干净净,我已成了一个秃头。因此直到了最后,我还是没有机会表现我的发辫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没有比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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