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康

  名人简历    【本页移动版】
刘建康院士是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奠基人之一。1917年9月1日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9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时在重庆北碚)做研究生;1947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2月由美国回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研究员。1950年1月中科院设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被聘为研究员,1954年随所迁至武汉,先后任水生所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刘建康 - 人物简介

 江苏吴江人。1917年生 193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1947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早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对鳝鱼性别逆转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

刘建康 - 生平简介

刘建康,1917年9月1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父亲为银行职员,母亲毕生操持家务,对他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品德培养

 都要求甚严。刘建康幼年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入苏州中学初中部,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1934年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当时生物系老师除荫祺、刘承钊、陆近仁、李惠林等既授课又搞科研,教书育人,使刘建康深受教益。1935年生物系曾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淡水生物展览会,系里指定刘建康随刘承钊去布置展览。通过这次展览会,刘建康对淡水生物尤其是鱼类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读大学四年级的刘建康随校迁到浙江湖州,一个月后,又撤退到四川,借读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于1938年毕业。由于学习刻苦认真,他在大学期间一直被评为优等生,获得过国内和美国教会大学校际“BBB”(Tri-beta)荣誉毕业生奖章。   

大学毕业后,经刘承钊推荐,于1939年到当时迁至四川北碚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伍献文是刘建康在鱼类学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获益最多的导师,两人共事达40 余年。在伍献文指导下,他所从事的鱼类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1941 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1945年升任副研究员,其间于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介绍,于1946年1月到加拿大麦基尔(McGill)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后问学于实验胚胎学家H.霍尔弗雷特(Holtfreter)和N.J.贝锐

 尔(Berrill)。1947年秋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Ph.D.)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筒螅生殖巢的形成与种质细胞的起源》和《种质、魏斯曼、与水螅纲》,与导师贝锐尔联名发表在1948年的美国《形态学杂志》和《生物学季度评论》上。刘建康根据对筒螅的检查和实验所得的结果,指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有观察上的错误,并进一步对其种质连续学说提出了质疑。   

刘建康获博士学位后,随即应美国伍兹霍尔实验细胞实验室主任R.钱勃斯(Chambers)之聘,任该实验室副研究员,从事微体操作和组织培养实验。一年后应麻省北安普顿(Northampton)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M.罗士(Rose)之聘,任动物癌症研究基金项目的研究员。钱勃斯和罗士对他的才干极为赏识,都劝其留在美国,罗士学主动提出要他把未婚妻也接到美国来并允诺安排其工作。刘建康表示他的科学研究事业在祖国,谢绝了他们的挽留,遂于1949年2月回国,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刘建康任该所研究员,在该所设在无锡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工作;1951年兼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其间曾编著10万字的《鱼》一书,所得稿酬全部捐献以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秋水生所迁至武汉,刘建康除继续任研究员外,先后担任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1979年担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任所长,1987年起担任名誉所长。1989~1993年任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80年刘建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生物学部常委。他还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197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科学部第一届、第二届学科评审组成员(1986 年8月~1990年6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专题”专家组成员(1984年~),国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生态与环境专家组专家(1986~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1987年)。   

刘建康是湖北省科协第二届、第三届主席(1984年1月~1992 年4月),1992年起任第四届名誉主席;1980年~1993年任政协湖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93年5月起任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曾提交《关于开发湖北水体生物生产力的战略设想》报告,提出开设湖北“四湖”地区,组建湖北省环境与国土研究中心等建议,均被采纳并得到落实,对湖北省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建康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86年至今先后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1988年当选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1992年当选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   

刘建康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   

他还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中国鱼类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79~1989年)、名誉理事长(1989年~);曾任《水生生物学报》主编(1984~1990年)、《海洋与湖沼》学报副主编(1984年迄今)、英文版《中国海洋湖沼学报》编委(1982年~)、德国《应用鱼类学杂志》(Joumal of Applied Ichthyology)编委(1985~1992年)、中美《生物医学与环境科学学报》(Bl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ees)编委(1997年~)、德国《FRESENIUS环境快讯》顾问(1991年~)。   

刘建康曾作为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议,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论文。他还非常重视培养年轻的科技力量,先后招收培养研究生14名,其中博士生11名。1992年,刘建康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知识界名人录》(第9版)。

刘建康 - “江湖”人生

 刘建康院士一生都在与江和湖打交道。老人最欣慰的事情是:自己有一些创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对社会有用处。

上个世纪40年代,刘建康开始鱼类学研究工作,1944年发表《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国际动物学界高度关注。1947年7月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论文称:“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这一评价是对时年30岁的刘建康的最高褒奖。此后,刘建康又发表论文,构成了他对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现象的研究思想。

1949年后,刘建康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湖沼学的研究工作,调查、研究、总结了中国传统养鱼的丰富经验。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江苏进行了池塘养鱼高产的研究,创出了当时亩产超500公斤的优良成果。刘建康及助手还在长江宜昌江段成功地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为日后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奠定了基础。他主持进行的我国湖泊和长江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也是论证长江三峡建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主要依据。

1970后,刘建康主持了水生所与东湖养殖场合作的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提出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5项措施,使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递增,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随后,刘建康的科研工作又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了“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

开展生态系统研究,是刘建康由来已久的学术思想。1979年,他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

上世纪80年代,刘建康又开始东湖富营养化研究。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联合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中介绍了东湖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沼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与此同时,刘建康领导并亲自参与了我国河流生态学研究,提出了流域生态学研究的新兴学科领域,为解决我国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学基础,并指出了研究方向。

现在,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成为水生所乃至我国淡水生态学领域的主要科研方向。

刘建康 - 人文精神

功成身退 提携后进 

刘建康已经九十高龄了,这么大的年纪却依然有这么好的精气神,依然每天步行上班,是水生所不折不扣的老寿星、老科学家。 

早在1944年,刘建康就发表了《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了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Nature》杂志评论称:“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这一评价无疑是对当时年仅三十岁的刘建康的最高褒奖。1949年后,刘建康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湖沼学的研究工作,实地参加并主持完成了对湖北省梁子湖和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论证长江三峡建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主要依据。并响应国家“科研工作者为当地经济服务的号召”,总结了中国传统养鱼的丰富经验,主持开展了武汉东湖渔业的稳产高产试验,使东湖渔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建康着手开始研究武汉东湖的富营养化问题,围绕东湖的一系列工作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沼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 

2007年,在老人家90大寿时,他说最欣慰的事是:自己有一些创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对社会有用!这样的一位老人每天仍然坚持来所里上班,但却没有再申请任何的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刘建康告诉我们,按照国家基金委员会的规定,60岁以后就不要申请项目了,作为老一辈科学家,应该给年轻人一些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慢慢培养后面的科学工作者,才能推动科学向前发展! 

不唯上 不唯书 不唯权威 只唯实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是刘建康的人生格言。他把这句话送给了所有的“80后”学子们。短短的几句话里包含了刘老对新一代青年学子的祝愿。 

“不唯上”就是说不能唯上是从,照搬照套,不动脑筋。上司说的对的地方,可以认真听取。但是他如果说的不对,也不能够盲从,应该提出自己的见解,放开手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说到这,刘建康想起了东湖养殖场的那段经历。当时正是“鱼米之乡吃鱼难”的时候,因为精养产鱼量多,而大水面养殖管理不方便,国家水产总局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精养上面,对湖泊、水库利用不够。很少有人在大水面里进行人工放养,即使有,也大都亏损。但是刘建康认为把宝贵的土地资源挖成鱼池不合理,应该利用大水面养鱼。这一观点与当时的国家水产总局的主张背道而驰,但是刘老坚持己见。后来东湖养殖场出现亏损,向水生所求援。刘建康组织科技人员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东湖养殖场扭亏为盈,产量逐年攀高。东湖养殖场的成功证明大水面养殖的可行性,证实了刘建康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不能盲目地听从上司的指挥,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 

“不唯权威”是指对某一领域的权威的言论不迷信,敢说敢为,勇于指出权威的错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提出种质学说,认为多细胞生物体可截然的区分为体质和种质两部分。体质随个体死亡而消失,只有种质才能够世代遗传,连续不绝,维持种族的优越性。尽管当时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学说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却始终没有人向这个理论发起挑战。唯独刘建康 “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种质学说提出了质疑。在不会德文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研究筒螅生殖巢和生殖细胞起源与发展,证明经典种质学说理论其实是错误的。正是凭借着这种不唯权威、敢说敢为、只唯实的精神,刘建康才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这种精神是当代科研工作者们应该努力学习的地方。 

“不唯书”与“尽信书不如无书”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对书本上的知识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面向实际,独立思考。谈及中国的教育,刘老强调,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太注重学历是当前教育的一个误区,而且现在的研究生也被学校的硬性规定束缚,一心一意只为发文章,而忽视了与社会实践的结合。随着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的教育体制改革,我们的研究也要更多地转向应用,做科研要有目标,要为祖国和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才是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只唯实”是刘建康对自己多年来的科研经历的总结,是刘建康对新一代学子提出的谆谆告诫。刘老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能眼高手低,只有真正去做了,才能有所体会,有所感悟,才能发现问题,不断创新。老人的一字一句无不渗透着智慧的芬芳,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细咀嚼,用心领悟! 

寄情“80后” 责任重于泰山 

尽管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刘建康仍然保持着恬淡的心境,守望在自己的三尺书屋内,不为繁华惊扰,保有一片心香,于书中搜寻着科学的真谛;仍然保持着严谨的科研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真理宁折不弯。 

作为中国老一辈的杰出科学家,刘建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80后”这一代身上所存在的毛病,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80后”是指出生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他们年轻叛逆,激情活跃,思想开放,时尚享受。有人指责“80后”将会是垮掉的一代:对责任心的缺乏,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将会使他们难以肩负起国家发展壮大的重任,国家崛起的宏伟蓝图恐怕会在这一代手里停滞不前甚至毁于一旦。缺乏爱心、人情冷漠、浪费粮食、贪图享乐等等缺点在人们心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80后”似乎已经是一个贬义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于“80后”的看法和偏见也在发生着改变。尤其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80后”踊跃捐钱捐物,支援灾区,以及奥运圣火保卫战中,这一代年轻人的血性表现,作为有力的中坚力量再一次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充满活力地宣传了爱国、理性、思辨、人性、正义的积极思想,改变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 

谈及汶川大地震和“80后”在地震期间的表现,刘建康很兴奋,“真是可歌可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08年灾难多,但是喜事也多,像奥运会就举办的很成功。”刘建康希望青年一代能够戒骄戒躁,摒除知识分子狂傲的毛病,安下心来,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为国家做贡献。 

想起以前的艰苦生活,刘建康说:“以前,待遇差,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块钱,虽然少的很,但是仍然很满足。现在条件好了,钱赚得多了,又想买房子,又想买车。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应该量入为出。”刘建康详细地给我们分析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形式和国情:美国人提倡的是提前消费,这是以他们的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可是,就我们中国目前的发展,我们还应该量入为出,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艰苦奋斗和节约的精神! 

刘建康觉得,现在的孩子就像家里的宝贝,父母惯着,爷爷宠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上学都要父母用汽车接送,娇生惯养,不了解以前的日子有多艰苦。有的孩子大学毕业了还不能自立,整天伸手跟家里要钱,就是因为对父母依赖性太强,是家庭教育的问题。现在的80后已经是成年人了,刘建康教育我们,年轻人应该自强,不要老是依靠父母家人。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自立自强的品格。在这方面,就应该多向美国学习。美国学生18岁就已经离开家庭去自谋生路,虽然会遇到一些磨难,但是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只有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才能够集中精力、把握住难得机会,学习成才。想起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去饭店打工、刷盘子的经历,刘建康不禁感慨万千,希望现在的学生们能够多出去体验生活、锻炼自己,虽然兼职会有些耽误学习,但只要在学习和打工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 

但是刘建康老人也告诫说:80后这一代中的有点人太过于物质化了!有些人还在读书阶段,就在计划着自己毕业后的工资,还没有贡献,怎能先谈工资呢!很多人都不时地在计较工资啊,待遇啊,读博士毕业后工资高所以就读博士。老人认为,科研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不能只为个人利益!老人教育我们80后,要多做贡献,为了祖国和人民! 

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应该以刘建康为榜样,既学习那种淡然的心境,又学习那种从严治学的态度,面向实际,实事求是,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社会需求之上,使科研成果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持,肩负起国家和时代的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建康 - 技术成就

 我国鱼类学研究早期偏重于分类学,兼及形态解剖。刘建康20 世纪40年代在伍献文指导下进行鱼类学研究也是从这些方面入手,但又不囿于此。他在研究鳝鱼呼吸器官时,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证明了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不是鳃,呼吸功能不是靠水里溶解的氧,而是靠口喉部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接着他又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并对其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性别的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雌性变成雄性。这项研究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有关研究论文发表后,英国《自然》杂志曾登载国外学者就此项发现的意义所作的高度评价。该学者认为刘建康的“这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的机理提供了新的和引人入胜的证据,并为这个主题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该学者在结论中指出脊椎动物的祖先原本是雌性先熟的雌雄同体,只是由于在进化过程中确立了一项染色体机制,才使雄性个体越来越早地、雌性个体越来越晚地由雌性转为雄性。因此今天的鳝鱼,可能仍旧保持着脊椎动物远祖的原始性别状态,值得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日本、美国、苏联等有关研究论文和教材中都曾引用了刘的文章。刘建康还开展了斗鱼体内渗透压的调节,鲤、鲫人工杂交试验等项研究,把传统的静态的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扩展到生态和生理实验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刘建康先后到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1957年,他又主持了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在四川木洞、湖北宜昌、江苏崇明分设工作站进行采集调查和定期定点观察,前后历时三年,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鱼类生态学的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和成果,所得资料成为后来论证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鱼经验,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进入20世纪后,科学日益发达,传统的养鱼经验有待进行科学总结,新兴的鱼类人工繁殖、生物技术等有待普及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曾有外国科学家向中国科学院询问中国池塘养鱼何以能高产,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刘建康。为此他到江苏开展实地试验,并请当地富有经验的渔工一起参加,结果亩产超过了500千克。1955年,他发表了《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公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样本。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草鱼、青鱼的饲料系数,受到国内外的注意,英国学者C.F.希克林(Hickling)在其《鱼类养殖》(1962年)一书中引用了刘建康的试验数据。草鱼、青鱼、鲢和鳙是我国淡水鱼类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鱼类,习惯称为“四大家鱼”。20世纪50年代早期刘建康曾到长江宜昌江段调查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对草鱼和鲢鱼进行了人工授精与孵化。他指导助手采用给未充分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激素催情的方法,使其提前产卵,为后来我国“四大家鱼”成功地进行人工繁殖提供了技术条件。   

195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全国水产科技与教育会议上提出总结我国淡水养鱼经验并写成专著的倡议,得到大会支持并委托水生生物研究所主持其事。刘建康承担了“饲养鱼类的繁殖”这一章的撰写任务。1961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正式出版。1992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问世,并被列入“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丛书,刘建康领衔主编,但他却谦虚地说:“这是集体成果,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编写和修订工作。”   

一段时期内,许多渔业生产单位片面重视发展精养鱼池,而忽视了海湾、滩涂、湖泊、水库等面积比鱼池要大得多的水域,即大水面的渔业利用。我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国内陆可以进行养殖的大水面有7500万亩之多。为此,刘建康多次在不同场合并通过新闻单位申述和呼吁,应该重视大水面的开发利用,促使我国渔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他的建议获中国科学院经费支持,经在湖北洪湖进行大水面综合开发示范试验,“七五”期间取得了5年内鱼产量由300万千克上升到800万千克的可喜成果。现在,大水面开发利用在全国日益受到重视,各地产业部门纷纷展开了大水面养殖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建康就开始参加东湖的淡水生物学研究。这项研究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各类水生动植物的区系、分类学研究和对浮游生物数量季节波动的观察和记录。20世纪60年代开始,刘建康组织研究室力量,进行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和浮游动物各类群数量变动规律的研究及水生维管束植物、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20世纪70年代,刘建康明确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鱼类个体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他主持“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采取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栏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综合措施,

使东湖的鱼产量从1971 年的180吨逐年上升,到1978年试验结束时已达801吨。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其单位面积鱼产量和递增速度在国内外同类型湖泊中均属罕见。这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此后,又相继主持开展“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和“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分别获中国科学院技术改进奖二等奖(1982年)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8年)。1979年,他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从富营养化角度研究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生产力问题。

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有关学术思想不仅经受了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也为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学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并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作为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和“人与生物圈”的观测站。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名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专门介绍了东湖的工作,并指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泊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 刘建康所撰写的《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在介绍浅水湖的生态学特点之后,着重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忽视而为发展中国家所重视的渔业利用的观点和实践。该文1984年已作为《世界的生态系统》丛书第23卷中的一章由荷兰埃尔塞维(Elsevier)出版社出版。   

目前,东湖生态学研究工作正以既要发展渔业,又要保护环境为宗旨,通过恢复水生植被设计合理渔业结构,以建立优化示范模式,进而为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放眼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而溯其肇端,刘建康功不可没。

刘建康 - 学术成果

 1944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1949年后,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淡水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参加并领导湖北省梁子湖的鱼类生态调查研究,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调查研究,为我国淡水鱼类的生态学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参加和领导的武汉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和水体生物生产力研究,与后续的东湖生态学研究,使东湖渔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并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发展中国淡水渔业与淡水生态学作出了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4年1月至1992年4月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刘建康 - 个人论著

 1 伍献文,刘建康.口喉表皮是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0,11:221-239.   

2 刘建康.斗鱼的渗透压调节与“氯化物分泌细胞”.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2,13:15-20.   

3 刘建康.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4,15:1-8.   

4 刘建康,伍献文.鲤鲫的人工杂种.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1945,16:27-30.   

8 刘建康.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水性生物学集刊,1955,1:25-43.   

9 刘建康.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 刘建康.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渔业增产的途径.海洋与湖泊,1964,6:231-235.   

11 刘建康.关于淡水生物学发展的方向.水生生物学集刊,1979,6,(4):465-470.   

12 刘建康.东湖渔业增产试验综述.海洋与湖泊,1980,11(2):185-188.   

13 刘建康,陈敬存.加强对水面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探讨.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4 刘建康,陈洪达.对武汉地区渔业发展战略的探讨.水库渔业,1984,1:2-5.   

16 刘建康主编.东湖生态学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7 刘建康,何碧梧主编.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刘建康 - 人物轶事

研究鱼,但是不爱吃鱼

院士一辈子与江湖打交道,跟鱼打交道,但是他却不怎么喜欢吃鱼。

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生物专业,他的班主任就是刘承剑院士。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那时他正读大二,当时在师生中,科学救国是最响亮的口号。  

对鱼的兴趣最早来自于一次展览会。刘建康读大二的时候,要在苏州举行一次淡水生物展,什么乌龟、水蛇、螃蟹、以及各种鱼类都会出现,刘承剑班主任要他帮忙。在这次展览会上,刘建康发现很多人询问的内容都和鱼有关,然而东吴大学虽然有生物系,却没有专门研究鱼的,所以对于人们的很多问题,刘建康都回答不上来。这次展览会来的人非常多,包括很多上海人。  

 展览会后,刘建康就和他的班主任说,他要学习有关鱼的专门知识,班主任非常支持。但是限于当时东吴大学的条件,的确没有老师能够教这个,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代理主任伍献文教授可以教,于是刘建康的班主任就想了一个办法,请伍献文教授来讲学。于是,在一次讲学后,刘承剑老师就让刘建康留下来,在吃饭的时候把刘介绍给伍教授。 

好奇心促使新发现,鳝鱼“先当新娘、后当新郎” 

国际学术界知道刘建康这个名字,是在1944年,那一年,他在一份刊物上署名发表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论文。 
谈起当年的这一发现,刘建康说“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 
1941年,刘建康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当时,为躲避战乱,研究所内迁至重庆附近的北碚镇,生活十分困难,大伙想吃鱼但又买不到,于是晚上打着火把到农田中去捉鳝鱼。 
在大伙到农田中捉鳝鱼的时候,刘建康想:如果采用人工养殖,就可以让大伙吃上更多的鳝鱼。于是,他挖了一个鱼池,并从市场上买来一批大鳝鱼投进池中。养了一年,池中的鳝鱼没有生殖;第二年,情况仍然如此。“为什么这些鳝鱼都不生殖呢?”他将这些大鳝鱼杀掉一看,发现全为雄性。“怪了,为何是这样呢?”他从市场上买了数百条小鳝鱼,宰杀后发现:小鳝鱼全是雌的。 
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鳝鱼刚生下时全是雌的,长大以后,就逐渐变成雄性了。 
 1944年,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受到了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1947年7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在世界顶级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写了一篇专题评论。开头便说:“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这一评价对时年30岁的刘建康是极大的鼓舞。从那时起,刘建康坚定了一生为鱼、为鱼所栖居的生态环境而潜心研究的信念。

 历时20余年,组织编撰中国首部长江“鱼书”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没有系统的鱼类生态学专著。1954年,刘建康随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迁至武汉后,组织上把研究梁子湖鱼类生态学的任务交给了他。 
接受任务后,他提出并实施了在梁子湖进行鱼类生态调查的方案。后来,他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密切合作,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调查站上游设在重庆的木洞,中游设在宜昌,下游设在崇明岛。 
为了让调查得来的数据翔实可靠,刘建康时常往返三地,反复核实、比对物种。有些同事不习惯,背地里常说刘建康过于死板。刘建康说,科学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只要落笔,那就要对历史负责,绝不能让一丁点谬误传下去。 
在刘建康、陈佩薰组织下,经过20余年的研究,汇集水生所、华农等单位多位科研人员的智慧,《长江鱼类》一书于1976年问世,共4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刘建康 - 个人荣誉

“东湖生态学研究”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领衔主编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1995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发表独著与合著的论文100余篇。

1994年获梁亮胜侨界科技奖励基金理事会、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奖励基金特等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刘建康 - 人生格言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刘建康 - 人物地位

刘建康,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奠基人之一。

刘建康 - 相关图书

 刘建康生态学文集 (精装)

基本信息
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07年8月1日) 
丛书名: 院士文集 
精装: 338页 
开本: 16开 
ISBN: 9787122008282 
条形码: 9787122008282 
产品尺寸及重量: 26.2 x 18.8 x 2.4 cm ; 780 g 
ASIN: B0011C2YQY 

内容简介
本文集选编了刘建康院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水生生物学和淡水生态学研究的部分论著,包括综论、渔业生态学及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湖泊和水库生态学、河流及流域生态学,以及对相关研究的科学思考和方法解析等。对从事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研究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水生态研究、水环境整治、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决策部门和科研教育机构参考,亦可作为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和淡水生态学方面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编辑推荐
本文集选编了刘建康院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水生生物学和淡水生态学研究的部分论著,包括综论、渔业生态学及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湖泊和水库生态学、河流及流域生态学,以及对相关研究的科学思考和方法解析等。对从事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研究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水生态研究、水环境整治、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决策部门和科研教育机构参考,亦可作为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和淡水生态学方面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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