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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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 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称《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在居乡期间,曾随岳父习医,写成《内科临症歌诀》4卷,并任临浦小学国语教师,后又设私塾授学。对语文教学提倡“学以致用”,力主革新。蔡东藩晚年生活艰辛,以行医、卖文为生。
  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以期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先写《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
  蔡东藩于1945年春、日本投降前夕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蔡东藩 - 人物简介

祖父蔡东藩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他在国事维艰、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动时代,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撰写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其朝代之多,人物之众,篇幅之长,确实是空前的。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清山阴县临浦(今属萧山)人。14岁中秀才,后又进京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之后,曾先后在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自1916年蔡东藩用10年的心血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前汉(含秦)、后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共11部历史通俗演义,合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之最。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蔡东藩 - 人物简历


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农历六月十三日,祖父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 (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有时写成东帆或东×。

祖父幼年时,家境穷困,曾祖父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工资微薄,备受老板的剥削与压迫,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因此,就把三个女儿嫁给农村里的自耕农,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以求改变穷困的处境。

祖父6岁左右,就跟随哥哥读书。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对他教学。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十多岁时,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当时亲友都目为“神童”,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祖父的二哥身上。可是事情恰恰出于意料,祖父的二哥患了足疾,逐渐不会行走,医治无效,夭折了。

曾祖父母因长次两子相继去世,就把希望全寄托在祖父身上。可是家境贫困,无力给他求学,没奈何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但祖父从小秉性刚直,不喜逢迎,“伴读”生活寄人篱下,心情总不舒畅。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境较好,一心要参加科举考试。为了互相切磋,就请祖父到他家去共同学习。

祖父14岁时.和二姐夫一道去考秀才。田沛鋆比祖父大20岁左右,身体魁梧,而祖父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进考场人很拥挤,田沛鋆力大,双手挽着两只考篮,在前开路,腰中系着一根布带,叫祖父拉住裤带,跟在后面,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经过县考、府考后,祖父和田沛鋆都考中,而祖父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数我祖父的年龄最小。从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

此后,祖父经友人介绍,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大的年龄比他稍大,小的也与他差不多。全家人对祖父比较尊敬。

我的曾祖父母长期来由于生活贫苦,又遭长次两子先后去世,忧郁成疾。虽然祖父中了秀才,心里有些高兴,但积疾难医,因此,不久相继去世。祖父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债办理丧葬。

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祖父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但为了偿还债务,就下决心“铤而走险”,给人家考取了举人,得到了一笔钱,还清了旧债。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枪手”,给人家考取举人。过了好几年,祖父在杭州教学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进了试场后,他认真构思,尽力把文章写好。中秋前夜,祖父已把文章写好,誊写清楚,自己看看比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欢度中秋,送来了一碗蒸鸡。祖父在逊让时,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恰巧旁边放着誊写好的试卷,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有的字迹模糊难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发榜时名落孙山。幸亏他对功名不大看重,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

那时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祖父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祖父对我说过:“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祖父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祖父,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祖父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祖父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祖父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县)下邵村人,知道祖父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祖父参加编撰。祖父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祖父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祖父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他在家庭里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世。接着,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祖父20多岁时,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生二子。长子震濆,就是我的父亲;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姓祖母与祖父相处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

后来,有个黄姓名医看中祖父,将其女许配给他。祖父曾讲起这个祖母,知书达礼,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真是伉俪情深,相依为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这第二个祖母总是忧郁难解,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祖父来讲,是莫大的打击。

此后,祖父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个祖母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当时,祖父的子女仅存我的父亲震濆,但父亲一向多病,因此稍长后,祖父就叫父亲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祖父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1915年到1916年间,他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祖父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祖父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祖父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祖父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祖父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祖父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祖父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祖父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祖父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祖父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祖父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祖父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祖父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祖父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祖父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祖父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祖父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11部书,祖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也由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祖父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祖父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祖父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二、祖父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祖父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祖父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祖父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祖父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祖父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祖父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祖父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祖父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祖父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祖父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祖父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祖父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祖父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祖父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祖父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祖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祖父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我父亲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父亲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祖父很赞成,就在父亲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祖父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祖父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祖父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祖父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祖父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祖父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祖父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我父亲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临死前,他对我们全家人说:“往事不

作者:蔡福源

蔡东藩 - 人物介绍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居于临江书舍(蔡东藩旧居),萧山临浦镇人。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又著有《西太后演义》(又称《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其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在居乡期间,曾随岳父习医,写成《内科临症歌诀》4卷,并任临浦小学国语教师,后又设私塾授学。对语文教学提倡“学以致用”,力主革新。蔡东藩晚年生活艰辛,以行医、卖文为生。   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以期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先写《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   蔡东藩于1945年春、日本投降前夕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蔡东藩 - 个人作品名目

  《历朝通俗演义》系列   前汉演义   后汉演义   两晋演义   南北史演义   唐史演义   五代史演义   宋史演义   元史演义   明史演义   清史演义   民国演义(仅前一百六十回出版)   其他演艺系列   慈禧太后演义(又称《西太后演义》)   袁世凯演义   诗集   风月吟稿   写忧草   医学著作   内科临症歌诀   其他   留青别集   留青新集   客中消遣录   楹联大全

蔡东藩 - 后人追思

 
  祖父蔡东藩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他在国事维艰、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动时代,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撰写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其朝代之多,人物之众,篇幅之长,确实是空前的。   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农历六月十三日,祖父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 (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有时写成东帆或东×。   祖父幼年时,家境穷困,曾祖父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工资微薄,备受老板的剥削与压迫,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因此,就把三个女儿嫁给农村里的自耕农,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以求改变穷困的处境。   祖父6岁左右,就跟随哥哥读书。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对他教学。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十多岁时,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当时亲友都目为“神童”,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祖父的二哥身上。可是事情恰恰出于意料,祖父的二哥患了足疾,逐渐不会行走,医治无效,夭折了。   曾祖父母因长次两子相继去世,就把希望全寄托在祖父身上。可是家境贫困,无力给他求学,没奈何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但祖父从小秉性刚直,不喜逢迎,“伴读”生活寄人篱下,心情总不舒畅。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境较好,一心要参加科举考试。为了互相切磋,就请祖父到他家去共同学习。   祖父14岁时.和二姐夫一道去考秀才。田沛鋆比祖父大20岁左右,身体魁梧,而祖父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进考场人很拥挤,田沛鋆力大,双手挽着两只考篮,在前开路,腰中系着一根布带,叫祖父拉住裤带,跟在后面,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经过县考、府考后,祖父和田沛鋆都考中,而祖父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数我祖父的年龄最小。从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   此后,祖父经友人介绍,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大的年龄比他稍大,小的也与他差不多。全家人对祖父比较尊敬。   我的曾祖父母长期来由于生活贫苦,又遭长次两子先后去世,忧郁成疾。虽然祖父中了秀才,心里有些高兴,但积疾难医,因此,不久相继去世。祖父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债办理丧葬。   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祖父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但为了偿还债务,就下决心“铤而走险”,给人家考取了举人,得到了一笔钱,还清了旧债。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枪手”,给人家考取举人。过了好几年,祖父在杭州教学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进了试场后,他认真构思,尽力把文章写好。中秋前夜,祖父已把文章写好,誊写清楚,自己看看比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欢度中秋,送来了一碗蒸鸡。祖父在逊让时,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恰巧旁边放着誊写好的试卷,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有的字迹模糊难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发榜时名落孙山。幸亏他对功名不大看重,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   那时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祖父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祖父对我说过:“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祖父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祖父,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祖父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祖父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祖父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县)下邵村人,知道祖父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祖父参加编撰。祖父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祖父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祖父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他在家庭里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世。接着,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祖父20多岁时,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生二子。长子震濆,就是我的父亲;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姓祖母与祖父相处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   后来,有个黄姓名医看中祖父,将其女许配给他。祖父曾讲起这个祖母,知书达礼,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真是伉俪情深,相依为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这第二个祖母总是忧郁难解,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祖父来讲,是莫大的打击。   此后,祖父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个祖母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当时,祖父的子女仅存我的父亲震濆,但父亲一向多病,因此稍长后,祖父就叫父亲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祖父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1915年到1916年间,他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祖父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祖父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祖父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祖父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祖父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祖父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祖父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祖父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祖父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祖父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祖父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祖父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祖父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祖父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祖父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祖父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祖父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11部书,祖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一九一六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祖父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祖父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祖父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二、祖父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祖父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祖父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祖父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祖父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祖父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祖父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祖父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祖父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祖父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祖父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祖父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祖父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祖父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祖父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祖父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祖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祖父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我父亲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父亲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祖父很赞成,就在父亲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祖父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祖父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我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祖父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祖父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祖父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祖父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祖父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我父亲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临死前,他对我们全家人说:“往事不堪回首忆,来生再望出头年。”   作者:蔡福源

蔡东藩 - 个人作品评价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即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又可以欣赏传奇故事,真是两全其美。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确很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揉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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