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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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曾于2006年成功利用米塞斯—哈耶克货币供应与经济周期模型对本轮危机予以预警。他坚信世界具有不可认识性,这也决定了世界的复杂性。正因此,他继承了哈耶克的认识——世界是自发的产物,未来不可能被设计,他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但他同时也认为从社会的治理成本和人道出发,国家应该提供有限的社会福利保障。

韩和元 - 个人简历

韩和元 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湖南怀化人。   

在这之前先后服务于某美资投资公司和美国党豪斯经研所,分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韩先生从01年起开始重点研究货币与经济周期问题,正是得益于此韩先生在党豪斯供职期间(06年),成功的利用米塞斯—哈耶克货币供应与经济周期模型对本轮危机予以预警。 (成果见附文)

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

韩和元 原创 | 2006-10-01 07:32 | 获4票 投票 投票人 修改标签: 中国 美国 格林斯潘 投资 啤酒效应
全球经济的趋势: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中国和美国正在将全球经济拖入一个衰退周期,我们知道这一周期的繁荣,事实上是完全有赖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的,也正是因此,学界将其称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但不幸的是这两匹马是被人为的注射了心奋剂的。如今它们已经进入心奋剂危害体现症时期了。综其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及带动的中国的过度投资,就象纵欲过度者一样,已经透支了它们的健康。中国的过热嚷了很久了,但宏观也未能够调控好,虽然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一片成效显著声,同样美国亦称其经济已经软着陆,但从有关信息渠道可得--他们得到硬伤更多些。这次的危机,如若不幸而被言中,那么绝不仅仅如97年的金融风暴了,它将是全面的整体的饿经济危机,这种冲击的强度虽超量如1929的可能性不大,但绝比1973更严重些。
原因的探讨:
  那么造成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面对能源的短缺所造成的适应性磨合周期的效应应是有的,但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应该在于错误的利率政策,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中国与美国:啤酒效应中的东施和西施。纵观这十来年中美之间的联动,我们大抵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中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也许是这个古老国家要与世界接轨的决心,也许是东施的心态,在我看来那是确乎的,如是我们的饿中央银行也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也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于是使他们热中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
  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比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就是失业就是经济的全面危机。
  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这轮的繁荣买单---格林斯潘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10/1/44872.html


韩和元 - 研究方向


  货币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和地区竞争优势

韩和元 - 著作

 
  截止目前韩先生出版有包括《告别恐慌》、《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等经济类著作。

 

 

韩和元 - 主要观点


1、经济学不是数学,而是一门“人”学

    这里需要对数量模型和人这两个要素做一个辨证的分析,就正如我们在军事学上需要对人和武器的关系做一个辨证分析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现实和理论中的基本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人才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理性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而数量模型就如同战争中的武器一样,它仅仅只是人所使用的工具而已。人不仅研制这些模型,而且还使用这些模型,人是数量模型的主人。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谈模型只谈模型两端的数据,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免要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深渊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起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更不是几个模型,几组数据。

2、持续繁荣论是人类宗教情节的真实反应

    由于人对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只能局部的理解和控制,但人因为生存压力,又决定了其思维必须倾向于至上和无限,而这两者是极端矛盾甚至对立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做专门的论述,暂时不提)如何来将矛盾的对立的二者予以协调呢?这个时候人就意识到需要创造宗教了,以此试图通过宗教去理解超越人们思想范围的那个终极世界。 

   但所谓的终极世界的图像,实际上也仅仅只是人类对理解范围内的现实认识的梳理,再导入一些主观的意愿,组合出的一个新的秩序,并通过特殊的行为形式,试图来达到与这类秩序求得和谐。由此可见,宗教是人性中一种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节,是人类无法超越现实而又不甘于现实的意识产物,以期通过祈祷来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摆脱真实世界的痛苦,最早的宗教把这种努力看作是一种社会事业,人们通过群体的仪式,由此亦可见,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它本身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所谓的宗教情节,事实上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把头埋进沙堆,就认为世界太平的鸵鸟情节。
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能够提升人类的道德(我们暂不谈道德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既人类行为的自发产物),而这种道德的建立是基于人对自己“人”的自然属性的克服,因为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社会经验可以归结为无限的“自我”人格。宗教的创始人为此一再的告诫人们,只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进行痛苦的精神斗争,才有可能克服自我中心。为此,他们自己首先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佛教的庙堂里都供奉着佛祖的画像和雕塑,那个佛祖是胖胖的油光满面的一个长者,但我们能够想象的到一个长期斋戒极度禁欲的人会是这有这样的体格吗?真实的佛祖应该是骨瘦如柴的才对,而如今佛祖的这种形象,只能够说明他的追随者和继任者比较于他来说是种完全的堕落,因为最有可能的事实是,这些人因为自己的堕落和享受已经发富,而如果严格的遵从历史的真相,把佛祖的形象还原,岂不暴露出他们的龌龊。但也正是从佛祖的形象被其信徒恶意的篡改,我们就可见道德感召在“人的自我”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软弱。所以一切认定宗教会促进精神进步 ,并期望精神进步来达到社会的进步,只能够是一种近乎于痴心的妄想。

    宗教产生的两个要素一个是对真实世界的无解,另一个是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而无论是扎伊尔的均衡定律还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或当下的市场永续繁荣论的支持者的身上,我们无不可以窥见到这两种要素的存在,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它已经成为宗教,因为他们还缺乏必要的特殊的行为形式这一工具。但如果说这些理论是人类以期通过祈祷来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摆脱真实世界的痛苦的宗教的真实反应应该是成立的。

3、交易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

   交易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迫使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即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coercion)。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易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活动不属于技术或者科学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范畴。

4、理性预期假定的虚妄

   供给=需求,这种合理的预期就像原始人类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休戚与共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在目标及其手段上取得一致为前提。在一个成员有着共同的具体习惯、知识,对各种可能性有着相同看法的小团体里,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但如果问题在于适应未知的环境,它便没有多少意义了。而事实是我们的行为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仅仅只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它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应,在这样的前提下,别的不说,但目标就很难一致。(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了,你不是在前面说过: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吗?每个人都在追求这种状态,这种目标还不具有一致性吗?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一个是终极目标,这种东西我把它叫做“概念的目标”,而另一种目标我把它叫成具体的目标,“概念的目标”它可以囊括无穷多的“具体的目标”。在运动原理下,“概念的目标”具有绝对不可被达成性,而我在这里谈的目标所指的则是后者,是由 “概念的目标”囊括的无穷多的“具体的目标”。)

    在这里,这个道理显然被他们忽视了,而这种认识却有其哲学渊源的,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过理性预期理论来源于建构论的唯理主义,而这种“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它假定知识,不是经由模仿式的学习传递在自然选择的进化中产生,而是通过现在由分子生物学阐明的“遗传”过程传递的。这种观点虽然是处在两个极端的另一头,但是它的错误与以下观点并无两样:人类自觉地发明或设计了(理性预期理论者与前者的差异仅仅在于他们认为“我们”可以自觉地发明和设计,也就是说二者存在一种话语表达的差别一种进行式态的差别,一个是过去进行式,一个则是将来进行式)道德、交易规则、或货币这类制度,因此他也可以对它们随意加以改进。这种观点的致命点在于,即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秩序,那儿必定存在着某个发号施令的人,它或许是上帝或许是超人或许是包揽一切事物的政府。

    显然理性预期理论完全曲解了真实世界的运行机理。事实上,人类只是作为这个真实世界的参与者存在,而不是主导者,世界万事万物,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服务而存在,他们也和人类一样,只是以适者生存为原则,生活在自然法则里,它们的行为跟人类一样是以更大可能的改变生存状态为前提的,虽然它们或许没有人类的思想,但它们却与人类一样拥有生存的本能,它们的行为服从于这个基本的原则。且人类亦只是一个物种,而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生生不息,各有个性、各有情感、各有抱负、各有认识能力、各有……~的60几亿个个体组合而成,这60几亿个个体,由于所处的地点、时间、观察对象、个性,甚至观察者本身的包括先天和后天的能力差异,都使得它们对世界的观察,所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且就是这种千差万别的认识结果又因为语言、观念、偏见、交流管道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汇总,因此也就决定了人类无法将其决策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而观察(改造)者与观察(改造)对象之间多向的相互作用即反射性联系给整个“生态”环境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这也就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参与者,不管是人类还是其它生物体而言,都存在这一问题。其行为基础都是对所处的情境缺乏完全的认知。世界之大,而我们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这本就已经成为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一大障碍。如前面所述所有生物基于改变生存状况使其更利于自己生存的本能,在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所有生物体都自发的形成一种改造意识或者功能,当这些生物作为世界的改造者出现,其与改造对象必然会产生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必将汇入世界这个整体,而受到这种相互作用的世界又将以整体形式去影响其它个体,其它个体又必然的对这种变动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又将汇入世界这个整体,而其又回过头来影响最初始的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如此单向作用就扩展为双向相互作用,并逐次扩展为多向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这种近乎于无穷尽的多向相互作用的扩展中而变的更加无法消除了。

    真实社会的真正基础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尝试和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基本的假定是人类的天赋和技能千差万别,因而不考虑所熟知其它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单个个人。或者,换句话说,人类的理性不像理性主义者所假设的那样给定于某个具体的人或可为其所用地存在于特殊个人身上,它必须被理解为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它人的检验和纠正。这一观点并没有假定所有的人在他们的自然禀赋和能力上是相同的,而只表明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另一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被允许发挥作用的能力作最后的判定。

 这里,或许我可以提醒一下。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包括需求的不相同,因此交易才得以进行,我们才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如果所有的人在才能和嗜好上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区别对待他们以便形成一种社会组织。所幸的是,人们并不相同,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在职责上的差异才不需要用某种组织的意志来武断地决定,而是待到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确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之后,我们就能够使每个人各得其所。

5、论财富的罪孽—是自我反省的时候了

  对于发端于2007年的这场金融危机无疑将是人类史上一场巨大的崩溃,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糟糕。对于当前世界经济的乱局,其成因众说纷纭,有认为是格林斯潘的监管失责的,有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系的致命弱点的缘故的,也有人把责任推给美国
资本家的贪婪。
 的确,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布什政府还是华尔街的大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我要说的是这种认识,成立但却并不充分。
 事实上这种观点也很不新鲜,早在1662年那个时代,英国大地主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这位最早使用“周期”概念的大地主、爆发户兼大学者,就在他的伟大的《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一书里特别提出,纵或没有任何外因,周期也会发生。
 而他的观点在以后,又得到了法国大学者兼医生克莱蒙特·朱格拉(Clèment Juglar)的继承和发扬。19世纪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都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失误’,例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但正如同朱格拉医生所认为的那样,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它还与人民的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甚至于人民的行为有紧密的联系。但周期波动又是独立于它们之外的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这也正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准则的老师,重农主义者所认为的: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用一整本书来阐述这个问题了,我不预备再在这里详谈下去了,我现在预备就,人们对华尔街的资本家的贪婪所做的指责做一个扼要的批评,因为这事关克莱蒙特·朱格拉所提及的经济恶化要素,就是人民的行为。
 尽管这一次,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正在着手重建金融监管体系,以救当前危机的燃眉之急,但于我看来其观念仍是陈旧的,真相仍被普遍地忽略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在批评资本家的贪婪的时候,却采用了双重标准,并没有做到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我们的资本家固然是贪婪的,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贪婪的呢?当我们的资本家在横征暴敛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呢?回答是肯定的,当我们居住在很舒适的100平方米的房子里的时候却总在为了自己那可怜的身份象征,而去追逐600平方米的大别墅;当我们的资本家为了谋求他的便捷性的时候,不顾环境压力而去采购私人飞机,而我们呢?明白的知道能源危机,明白的知道环境危机,但我们却为了我们自己的便捷性,而宁愿放弃更节约能源更环保的公共交通不用而去购买汽车,因为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同时消耗4.5L/100km能耗的能源。
 在中国古代有个国王叫梁惠王,一天他说:我对于国家那可真是够尽心了的,当黄河北岸魏地收成不好,人民遭受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而当河东也遭了饥荒,我也是如此这样做的呀。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加多,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大学者孟子对他说道:“总统先生一贯喜欢战争,那么我们就用战争来比喻好了。咚咚地敲起战鼓,兵刃相交,刀光剑影,好生让人害怕,于是那些战士开始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了。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下,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下。凭着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他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样呢?”在我们批评资本家的贪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就是孟子所形容的那个逃了50步而去批评那些跑了100步的人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贪婪的资本家不应该被批判,我所预备表达的是,贪婪的并不仅仅只是资本家,既然我们自己与资本家一样贪婪,那么本身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
 而这种贪婪正是我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19世纪末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讨论过财富的一般定义——凡是能够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的事物都叫做财富(wealth)。如果按照亨利·乔治的定义,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都可涵盖在“财富”这个概念内。而这种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正是所谓的便捷性,正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资本家为了谋求他的便捷性的时候,不顾环境压力而去采购私人飞机,而我们呢?明白的知道能源危机,明白的知道环境危机,但我们却为了我们自己的便捷性,而宁愿放弃更节约能源更环保的公共交通不用而去购买汽车,因为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同时消耗4.5L/100km能耗的能源。
 而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场空前的危机,又何尝不是这种财富观这种便捷性要求所使然呢?资本家在醉生梦死,而我们又何尝不同样地沉浸在便捷性里?占有更大的房子、开更快的汽车、消费更多的资源仍是我们所追逐的“财富”----也就是便捷性或未来努力减小的程度的最重要的实现途径。
 今天的金融危机也好,未来可能给我们带来给大麻烦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也好,它将会以生动而残酷的事实告诉你便捷的获取财富并不见得是真理。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本叫《共产党宣言》的小书,在这本是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先生早已清楚的指明: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还觉得不足,休谟说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经济危机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不仅仅只是剥削社会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是人本身的“原罪”。
 的确现在是时候该我们自己检讨自己了,是时候检讨我们自己的财富观、价值观,检讨我们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我们批评别人之前。固然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它本身是一种独立于人类行为以外的自然规律,它并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转移,但我们可以做的却是,我们可以将问题恶化的程度最小化。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推卸,不应是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某人某个政府某国某个阶级,我们需要从最根本上找出问题的根源。一开始我们就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把我们对世界和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认识之路走偏了,也终于导致了对我们自己和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缺乏应有的、正确的和完整的认识,我想这才是这轮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24/content_9396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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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智华(号野鹤山人):中国首批证券分析师、资深股市评论家、广东省、广州市武术协会会员, 广州武当拳会名誉会长。著有《智慧套利》、《赢的顿悟》
  • 胡释之,男,出生年月不详,著名专栏作者、经济学家,资深媒体人、新华社智库专家,网传其为中共退休高干,曾参与80年代改革开放决策。
  • 中国阶梯式资本运作创始人,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总裁班特聘讲师。霍振先老师曾在多家大型企业担任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及培
  • 也可译作希尔伯特·西蒙或者赫伯特·西蒙。
  • 《前沿讲座》特邀专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奥运经济高级顾问。
  • 侯立军,无党派人士,江苏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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