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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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廉(?—637年),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唐“十八学士”之一。

姚思廉 - 个人简介

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姚思廉 - 历史贡献

撰梁、陈二史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年),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 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 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年)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

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 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年)至陈永定元年(557年)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 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年)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 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 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 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 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 卷,萧韶《梁太清纪》10 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 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 卷,姚察《梁书帝纪》7 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 卷,阴僧仁《梁撮要》30 卷,姚最《梁后略》10 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 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 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 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年—824年)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

姚思廉 - 史学思想

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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