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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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马蒂亚·森 - 生平简介

1933 年3 月,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地点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意为“永生”。

他的父亲在达卡大学(在今孟加拉国)教授化学。浸染在周围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据他后来回顾,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除了矢志向学,教书为文,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大小校园之间, 想不出还会是别的什么样子。

森幼承家学,发蒙很早,而后来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则主要完成于泰戈尔建立的学校。这里课程设置丰富,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思想。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那就是着重启发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于在考试成绩上争强好胜,希望因此而出人头地的表现,则从不鼓励。这种教育理念对他影响至深,使他毕生受用。他在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17 岁以前志趣几变,曾游移在梵语、数学、物理等不同专业之间,最后终于被经济学所吸引,不再旁骛。不过,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意愿,则从未变过。离开圣蒂尼克坦后,1951 年,他进入加尔各答管区学院,专修经济;1953 年离印赴英,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59 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相继在印度新德里大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教授经济学和哲学等。1998年,他被三一学院选为院长,复回剑桥,主持学政。2003 年以后,他又返回哈佛工作。他担任过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美国经济协会、经济计量学协会和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也曾在国际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如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以及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人类发展报告等。

1952 年18 岁的时候,他曾罹患口腔癌,在加尔各答进行了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当时距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过7 年,对于这一疗法的长期效果依然认识不足。大剂量放射虽然消灭了口内的癌细胞,但也破坏了他的硬腭骨骼。在后来的近20 年内,他一直面临着癌症复发和骨骼坏死的潜在威胁。1971 年他赴伦敦经济学院工作。

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他在1971 年离开印度,辗转于欧美各著名学府,但始终和国内的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德里大学。他一直是该大学的荣誉教授。为了学术活动,也出于自己的爱好,他始终过着带有游历性质的生活。剑桥毕业以后,他便常回印度,从来没有半年不归的情况。他也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保证了他对于国内公众事务的发言权。

阿马蒂亚·森 - 婚姻状况

阿马蒂亚?森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他的第一个妻子纳巴尼塔?黛乌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当代最受欢迎的孟加拉语作家之一,常有诗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当面给她朗读,征求她的意见。早年她还同森一起研究过《罗摩衍那》等梵语史诗的风格和创作特点等问题。他们的婚姻在1971 年去伦敦后结束。1973 年森同爱娃?科洛尔尼结婚,她的双亲都是犹太人。科洛尔尼学法律、哲学和经济学,为人深具道义精神,善于理性思考。她在1985 年因胃癌溘然去世。他的第三个妻子埃玛?乔治娜?罗思柴尔德是一位经济史专家,做过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和经济学中心主任。

阿马蒂亚·森 - 研究课题

一、饥荒问题

森对于饥荒问题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出版于1981 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
  

森对于饥荒问题的兴趣源于他的个人经验。他在9 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三百万人死亡。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经他后来研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指出,当时的印度有着充分的粮食供应,只是由于大量的农工失去工作,贫穷如洗,从而失去了购买能力,粮食的分配途径遂因此而被阻断。通过审慎考察近年发生的重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阿马蒂亚?森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换句话说,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森用他少时的经验告诉人们,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低端地位的人,特别是那些根本无阶梯可上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处于完全无法采取行动的状态——既无从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一个国家的阶级特征在灾荒年代表现得就是这样突出!森的结论是: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饥荒既然多属人祸,那么它就不是不可通过尽人事以求避免的。饥荒出现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的时候。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便可通过适当的就业方案,如实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食物,同时严格平抑物价,使之保持稳定,从而防止饥民产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 1973 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例子。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一个民主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灾难,致使哀鸿遍野,就在于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 年,而自1947 年独立,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是一位坚定的政治自由的捍卫者。他相信在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饥荒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里的国家领导者必会更为负责地听取公民的要求。总之,森的结论是明确的。他绝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如下这一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观点的总结:“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森也曾分析过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结论并无两样。1960 年前后饥荒的死亡人数据不同的统计来源,在2200 万到4000 万之间,为世界有史以来所仅见。近年有关研究文章除承认当时确有粮食减产外,也指出了若干重大的决策错误。以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为例,原因即有:粮产大幅下滑、由浮夸风虚报造成的大幅粮食外调、受极左路线危害比他省为烈、为保京、津、沪而向三城调粮等。于是世代衣食无忧的天府之国村有饿殍,成为中国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940 万—1000 万)。当此之时,主政西南包括该省在内的方面大员却出语惊人:“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千百年来,历朝天子,但遇凶岁,犹知下诏罪己,以为因应。大员的冷漠正可做森的理论的绝好注脚。

二、民主问题  

“民主究竟是什么?”他在他的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自己设问,并力图做出尽可能圆满的回答。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自然是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指出,“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在他看来,“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容许自由讨论,撤消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能得到充分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立场,或者选民不能享有获得消息以及考虑竞选领袖观点的自由,选举即使举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所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这三个方面分别体现了民主内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设性的价值。这样的民主,正是不伤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却能使所有人摆脱恐惧,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证。

因此,森坚定地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应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天生享有。1997年夏天,一家日本大报问他:在20 世纪发生的大事之中,哪一桩最重要?他后来写道:“过去的一百年间的确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较之下,在20 世纪出现的种种伟大成就中,我还是毫无困难地选择了最了不起的一桩: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否认其他事情的重要性。不过,我坚持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当人们返观这一世纪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定会发现,不把头把交椅交给民主制度兴起并成为最受欢迎的统治方式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只要他对20 世纪的大势稍有认识,都会承认森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一百年内,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不亚于战争的其他灾难,人类之中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艰难而又曲折的跋涉后,走上了人人有口讲话,不劳权势包揽的民主发展道路。这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都有成功的例子。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解放自身的伟大成就,而其他任何科学技术的发达,巨大财富的积累,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外星探测的成功等,与之相形,都很渺小。

“发端于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奉者,而不是越来越少。它不断传播,作为制度,已经扩展到世上最远的各个角落,而那里的人们,也无不衷心接受,自愿参与,”森说。然而,揆之20 世纪的经验,尽管民主已在兴起发展,并为绝大多数人类所认同,却不意味着它能够畅行无阻,不受抵制。森显然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出,那些反对民主,否认它的普世价值的人,经常拿来当做借口的,倒不是国民缺乏要求——因为这不合事实。他们百般推诿,借以搪塞的最后理由,几乎总是国情不同,不可强求。所谓国情不同,又常托词民穷,说穷人向来只关心面包,不关心民主。森对于这种已成老生常谈的借口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它至少在两点上,分明荒谬不经。第一,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这在前面有关饥荒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在金融危机时期,从经济阶梯上跌落下来的,也总是赤贫阶层。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实际上,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话,完全是从统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说出的,他们早已捂住了穷人的嘴巴。他们意图用生存之权充抵民主之权。而事实是,抱持此论不肯放松的统治者,很少有谁真心实意,为其底层民众提供过最起码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权。森熟悉印度的历史经验。他指出,这一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说法:“印度的选民可算是世界上最穷的穷人之一,但是,如果一边是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被否定,一边是经济利益受损失,两相权衡,他们一定会选择抗议前者,而放弃抱怨后者。”针对国情论者的观点,森的态度坚定而明确:“民主绝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到了现代,到了今天,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谓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备之物,它已如空气和水一样,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为任何权势所不可夺。

阿马蒂亚·森 - 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 Economic 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

《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1984)

阿马蒂亚·森 - 成就贡献

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余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余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掉如下:3-cab,2-bca,1-bac。

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未了解决阿罗不可能定理,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及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阿马蒂亚·森 - 历任职位

随着阿马蒂亚·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
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
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
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阿马蒂亚·森 - 相关词条

诺贝尔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   印度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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