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淑溟

粱淑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

粱淑溟 - 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粱淑溟 - 身世背景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粱淑溟 - 学术思想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粱淑溟 - 人物特点

学术基础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著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梁漱溟,更影响着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最后一个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除了县城西关在逢五逢十两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热闹,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七年有过简略总结。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学者们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这个年龄段。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一生不断思考和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

脱离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做爱好呢?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交游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和梁漱溟来往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学生,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崇敬而成为梁漱溟的追随者,这类人不是很多,但彼此关系深,交往时间长;另一类则是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谓“各界人物”。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1938年他到延安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缓解国共间的矛盾,不致让抗战力量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力量。发起成立民盟前后,梁漱溟和一些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黄炎培,与梁漱溟相识多年,但从前来往不多,组成民盟后,黄是第一任主席,双方有了频繁的交往。两人在重庆同住青年会招待所,又因为同有素食的习惯,吃饭也往往在一起。黄炎培曾戏言:“我们是黄粱一梦啊!”和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等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往日多。 

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例如罗隆基和章伯钧,均属于有才干而活跃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处,政治上不无野心,梁漱溟对此心里有数,并不赞同,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年他一度拒绝担任民盟秘书长时,除罗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常委都来找他谈话,劝说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从事民盟活动没有个人的贪图。他认为,政治见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响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梁漱溟其实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梁漱溟与人相处,如果发生无法合作的情况,问题往往不在他这边。1923年,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他这样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虽彼此有所不同,但“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对待见解不同的人,他的态度一贯是宽容的,一贯是“和而不同”的;承认有“不同”,但强调的是“和”。 

梁漱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梁培宽回忆说,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专程来北京拜访梁漱溟。谈话间他问梁:“您对郭沫若怎么看?”他当然希望听到梁漱溟更多的评价,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个才子喽。”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诩,梁漱溟并不以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由秘密转为公开,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时,黄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坚持辞去主席一职,并要求为他领导的“职教社”参加民盟保密。后来提到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 

不揭短,不背后议论人,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无视原则。对老朋友,对曾经崇敬的前辈,在公开场合,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一生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怀人的文章,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我们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章士钊也曾是青年梁漱溟所倾慕的人物,在见到章之前,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在学术界,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梁漱溟也批评熊在佛学上“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随后熊在寄给梁的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花了很大功夫。梁漱溟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更要身体力行。他写了很长的文章对熊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冯友兰也一样,“批林批孔”时,冯发表文章后,有学生来信问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说,文章我有,不值一看。梁漱溟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对老朋友,也绝不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句人人都听说过的并不新鲜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时候不过是当做口号来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来回答本文题目的设问。

粱淑溟 - 生平概要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过几次邹平,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的关系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粱淑溟 - 著述要目

《中国文化要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人心与人生》

《东方学术概观》

 《中国——理性之国》
《印度哲学概论》

 《乡村建设理论》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乡村建设大意》

 《唯识述义》

 《梁漱溟先生手迹选》(梁培宽辑)

《梁漱溟书信集》(梁培宽辑)

《梁漱溟全集》

 

粱淑溟 - 大事年表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

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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