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方面,罗兰·巴尔特大概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他的名望一方面来自他那些新颖独到的符号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用符号透视眼光对大量社会现象所做的解析,其中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许多有关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论述。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方面,罗兰·巴尔特大概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他的名望一方面来自他那些新颖独到的符号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用符号透视眼光对大量社会现象所做的解析,其中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许多有关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论述。

罗兰·巴尔特 - 一、生平著述


  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就其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而言,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其所编《巴尔特文选》里的一段话可谓盖棺之论:“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1)至于他在符号学上的崇高声望则以一件事最为突出,那就是1976年仅有学士学位的巴尔特在福柯的推荐下,成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文学符号学的讲座教授。在那倍显荣耀的就职仪式上,他侃侃而谈:
  我们“单纯的”现代人把权势看成是一种有些人拥有、有些人不拥有的东西。我们曾经认为权势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象;现在我们则相信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于是我们发现权势出现于社会交流的各种精巧的机构中,不只是在国家、阶级、集团里,而且也在时装、舆论、演出、游乐、运动、新闻、家庭和私人关系中,甚至在那些企图对抗权势的解放冲动中……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langue)……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2)
  可以说,巴尔特一生都在致力于揭示这一隐匿于符号、话语、文本中的支配力量。然而,就在他处于人生的鼎盛之际,却在1980年被巴黎街道上的一辆货车撞倒而不幸身亡。
  巴尔特的代表作有: 《写作的零度》(1953)、 《神话集》 (1957)、 《符号学原理》 (1964)、 《S/Z 》 (1970)、 《符号帝国》 (1970)、 《文本的快乐》 (1973)、 《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 (1975)、 《恋人絮语》 (1977)等。这些著述始终贯穿着对语言、代码、符号、文本及其内在意味的关注,即路易让·卡尔韦在《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里所言:“他的这种目光告诉无数的读者,社会的华丽外衣、社会新闻、照片、广告、日常生活等都是符号,他的目光使读者注意到了意义的问题……”(3)
  以其成名作《写作的零度》(WritingDegreeZero)为例,巴尔特简要追踪了“资产阶级写作”(ecriturebourgeoise)从形成到分裂的线索,深刻揭示了隐含在看似纯属修辞属性的写作风格或写作方式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指出:“写作决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可供说话的康庄大道。”(4)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相似,他认为写作本身和语言一样也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手段,决不存在和意识形态无关的诸如“精确”、“明晰”那种普遍而绝对的风格,像左拉的所谓自然主义写作就“远非是中立的……恰恰相反,它充满最为壮观的编造的迹象”。⑤在他看来,把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彻底打扮成无往不在的客观现象,是资产阶级急于把人类的全部经验都纳入自身体系的一个庞大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资产阶级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将自然而然地披上普遍性、必然性和正义性的外衣。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巴尔特剖析的这段被称为古典主义的时期(1650~1850),也正是西方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从萌芽走向成型的阶段——西方第一张日报《莱比锡新闻》即创办于1660年而第一家通讯社路透社则出现于1850年,而被现代新闻事业奉为神圣法则的客观真实性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起来的。问题在于,不论是资产阶级的写作还是新闻事业的报道,从来都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质朴的反映:
  事实上,它以自己的形象塑现实,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法传递人、传播者或者编码人。响应这种写作就是接受那些价值,就是证实并进一步论证那种生活方式的本质。(霍克斯)(6)
  所以,把某种写作风格如精确明晰视为写作的内在特征,而不是由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外在特征,用巴尔特的话说就是十足的虚伪。

罗兰·巴尔特 - 二、符号研究


  巴尔特的符号理论,主要集中于《神话集》 (Mythologies)和 《符号学原理》 (ElementsofSemiology)两书中: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神话集》实际上是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做的文化批判,“针对的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如何以近似匿名的方式,被强加在所有社会阶层之上……是布尔乔亚阶级利用伪意识所进行的社会控制和普罗阶级的布尔乔亚化”(林志明)。(7)全书分为两大板块,一是一组评论性的短文——“连续两年,每月一篇以法国时事为主题的感言”(巴尔特《神话集》初版序);二是一篇论述性的长文,着重阐发了一个主题:
  整个法国都被笼罩在这匿名的意识形态中:我们的报纸媒体、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剧场、我们的通俗书刊杂志文化……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都依赖中产阶级所有及令我们拥有在人类与世界间关系的表现……他们拥有一个居间的地位:既非直接的政治也非直接的意识形态,他们和平地居于尚武主义者的行动和知识分子的争执之间;且多少被前者和后者所放弃,他们倾向于一致、无意义、自然的庞大群众。(8)
  从传播研究方面看,《神话集》的问世无疑是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贡献。6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迅猛发展,各种代码与讯息滚滚涌出。面对如此纷繁错杂的图景,人们往往视其为自然而然的“客观”现象,从而忽略或根本无视其中有一项共同的意义运作在起支撑作用,而巴尔特则以其《神话集》对此做了无情的剖析,借用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里的概括:
  他无情地剖析了法国大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自身的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尽管这些媒介的公开态度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代码,它们不带任何偏见地描述真实的现实世界,但是巴尔特的分析精细而有趣地揭示了一个相反的目的:为了创造、证实和强化一个特殊的世界观,其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各个方面都以习以为常的、不可避免的、“正确的”面目出现……(9)
  就此他举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晚报》上的一则有关蔬菜价格下跌的标题。从表面上看或者从他所说的第一系统上看,这只是一个语言事实,反映的也是实际情况(蔬菜价格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个由自身的能指/所指而形成的语言符号,相对于深层的意识形态系统又只是一个能指,其所指就是政府的措施得力管理有方:
  在第一个系统里(完全语言学的),因果关系确实是自然的:水果和蔬菜正当产季,所以价格下跌。在第二个(神话的)系统中,因果关系是人为的、虚假的;但可以说它是绕过自然的后门。这就是为什么神话令人觉得像是无知的言谈:不是因为它的意图隐藏起来——如果它们藏了起来,就不会有效用——而是因为它们是自然化的。(10)
  显然,这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路如出一辙,事实上巴尔特对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本来就属批判的传播研究。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对《神话集》的某些文化“解读”持保留态度,但无法否认书中所探讨的符号作用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大众传播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援引约翰·斯特罗克的断语,《神话集》是“他所有作品里最睿智、最辛辣的一部: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彻底丢弃对潜藏在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表象里的意识形态的天真幻想”。(11)
  《符号学原理》则是一部系统严密的学术著作——“由于论述整齐严密,简洁明了,已成为当前西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必读书和入门书了”(李幼蒸)(12)。1962~1964年,巴尔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为学生开了一门研讨课《意义的当代系统》。后来,他根据这门课的讲授内容写出了一篇介绍和普及符号学基本理论的长文,刊登在大众传播研究所主办的《传播》丛刊1964年第4辑“符号学研究”专号上,这就是《符号学原理》 。第二年,又出版了它的单行本著作,从此风行天下。《符号学原理》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同时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提出了符号学的四对基本范畴:一、语言与言语;二、所指与能指;三、组合与系统(即横组合与纵组合);四、外延与内涵。加之该书的叙述简练、完美、逻辑严谨,因此欧美各大学常把它指定为文科学生的必读书或参考书:
  也许正是出于普及的尝试和愿望,作者巴尔特才在大众传播蓬勃发展并对符号学提出迫切历史要求的60年代初,做出了其他符号学家不肯“屈尊”且不一定做得好的这一概念梳理工作。(王东亮)(13)
  像“意指”这个有些含混的概念,就被他解释为一目了然的“符号化过程”:
  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signification)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如他举的那个人们喜欢引用的例子——玫瑰,在表达爱慕之际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能指的玫瑰和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无物的,后者却是充满意味的,而使之充满意味的就是意指。
  总的来看,巴尔特对符号学的建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方面,二是实际应用方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进展,是对符号内涵意义的分析,这是“巴尔特符号学实践的根本”(王东亮)。他在应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对许多时尚领域如服装、饮食、广告等所做的符号学分析。下面就分别论述这两方面的内容

罗兰·巴尔特 - 三、“换档加速”


  在巴尔特之前,“内涵现象尚未被系统研究过”(15)。只有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绪论》(1943)里谈到过与之相关的“含蓄意指”:一个由表达和内容所形成的单元,又成为另一个内容的表达。巴尔特的内涵理论,就导源于此。这一理论,最初是他在解剖当代神话的研究中提出的。他所谓的神话,不是通常说的神话,“而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霍克斯)。(16)他在《神话集》里写到:
  什么是神话?我一开始就要提出一个初步的、非常简单的解答,它和语源学非常一致:神话是一种言谈……任何事情只要以言谈方式传达,就都可以是神话了……世界上的每一种物体,都可以从一个封闭、寂静的存在,衍生到一个口头说明的状态……这种言谈是一个讯息,因此绝不限于口头发言。它可以包括写作或者描绘;不只是写出来的论文,还有照片、电影、报告、运动、表演和宣传,这些都可以作为神话言谈的支援。(17)
  显而易见,他说的神话也就是传播研究里讲的传播。在这一神话言谈或信息传播里,我们不难发现能指、所指及其产物——符号:
  但神话是一个奇特的系统,它从一个比它早存在的符号学链上被建构:它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那是在第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个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我们在这儿必须回想神话言谈的素材(语言本身、照片、图画、海报、仪式、物体等),无论刚开始差异多大,只要它们一受制于神话,就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意指功能。神话在它们身上只看到同样的原料;它们的单一性在于它们都降为单纯语言的地位。无论它处理的是字母的还是图像的写作,神话只想在其中见到整体符号,一个全面的符号,第一个符号学链的最终名词。也正是这最终名词,变成它所建立较大系统中的第一个名词,它只是较大系统中的一部分……(18)
  简言之,第一个符号系统如语言(包括能指和所指),成为第二个更大的符号系统如意识形态的能指。对此,巴尔特举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
  我在理发店里,有人给我一本《巴黎竞赛画报》 。其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敬着军礼,两眼向上,可能在凝视飘扬的法国国旗。这些就是这张照片的意义。但是,不管幼稚与否,我很清楚地看见它对我意指的内容: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个黑人在为其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来的忠诚,再好不过地回答了那些对所谓殖民主义进行诋毁的人。因此,我再度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系统:它有一个能指,其自身已由前一个系统所形成(一个黑人士兵在致法国军礼);还有一个所指(在此是法国和军队的有意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所指。
  ……
  除了黑人敬礼之外,我可以提出许多法国帝国性的能指:法国将军为一名独臂的塞内加尔人别勋章,一名修女进一杯茶给一名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名白人校长教导一个殷勤的黑人小孩:报纸媒体每天努力表现一种永无匮乏的神话能指。(19)
  这里,他把第一个系统称为外延,把第二个系统称为内涵。在他看来,内涵代表外延的“换档加速”,当那个从先前的能指/所指关系中产生的符号成为下一个关系如神话的能指时,内涵便产生了。他在《符号学原理》里就此做了更明确的理论解说:
  所有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层面(pland`expression,缩写为E)和一个内容层面(plandecontenu,缩写为C),意指行为则相当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R):ERC。现在,我们假定,从这个系统延伸出第二个系统,前者变成后者的一个简单要素……第一个系统(ERC)变成了第二个系统的表达层或能指:
  2ERC
  1ERC
  或表示为:(ERC)RC。这种情况即叶姆斯列夫所说的内涵符号学,即第一个系统构成外延(denotation)层面,第二个系统(由第一个系统延展而成)构成内涵(connotation)层面。我们可以说,内涵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的表达层面本身由一个意指系统组成。(20)
  一句话,外延是显而易见的字面含义,内涵是隐而不彰的附加含义。

罗兰·巴尔特 - 四、衣食住行


  巴尔特一方面在建构了一套系统而不失深刻的符号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把这些理论用来分析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使我们第一次真切地发现人类确是生活在一个卡西尔说的“符号世界”里。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接触许多非语言符号,它们无疑都能起传递讯息的作用,即符号学所说的意指作用。比如玫瑰作为符号,其能指是一种观赏植物所开的花,其所指是爱的激情。当我们把玫瑰们用作符号的时候,实际上它们已经作为一种符码进入所指的事物之中,成为把当事人以及这种文化交互过程连接起来的传播渠道。依照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区分,巴尔特提出了一个与之相似的符码(code)/讯息(message)关系。符码相对于语言,讯息相对于言语。其间也存在着选择(隐喻)与组合(转喻)两个轴线,以服装为例:
  如果我们看见一位少女身着T恤和牛仔短裤,穿白色网球鞋,少女的这身装束便构成一个信息,依据特定的语境,它可以告诉我们少女的性格,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以及她将要去做什么。这个信息的构成便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选择与组合两种行为,少女先从她的各种上装如大衣、衬衫等中选择了T恤,又从各种裙子和裤子里面选择了牛仔短裤,再从她的各种鞋里选择了白色网球鞋,这种选择依赖于她对自己的服装的了解,同时也依赖于她对自己的需要的认识。选择之后紧接着便是组合,组合的过程依赖于她对各种服装搭配的知识和公众的服装惯例的了解。例如,身着深色西装再穿白色网球鞋显然是不符合服装惯例的(尽管这种惯例在不断变化)。这种服装的正确搭配,就类似我们根据语法正确地组成一个句子……就如我们不能把裤子笼到身上,上装套在腿上一样,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语言和服装的惯例。(21)
  其他符号系统也可如是观之。如餐馆的菜单,从组合轴上看有凉菜—热菜—主食—水果等,在中国北方的文化传统里,这个次序同“僧敲月下门”这个句子一样不能胡乱颠倒;同时,从选择轴上看,凉菜里有各种各样的品种,荤的,素的,山里的,海里的,任你选择(就像与“敲”相关的还有“推”、“拍”、“叩”等),同样热菜、主食等也是如此。有关这个问题,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列出了一个清晰的图表:(22)
  系统组合
  服装在身体的同一部位不能同时穿用的衣件、附件与细部的集合,其变动选择对应于服饰意义的改变:如无边女帽、窄边女帽、宽边女帽等。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如裙子、衬衫、外套。
  膳食相似与不相似食物的集合,根据某种意义选择其中的一道菜,如各式各样的头盘、正菜或甜点。用餐时实际选择的菜肴搭配系列,即菜单。
  餐馆中的“菜单”体现出两个层面:菜单的横向阅读(如选正菜)与系统相符,菜单的纵向阅读则与组合相符。
  家具同一种家具(如一张床)的不同“风格”的集合。不同家具在一空间的并置(如床、衣橱、桌子等)。
  建筑一座建筑的同一组成部分的式样变化,如不同形式的屋顶、阳台、大门等。各局部在建筑物整体上的衔接。
  当然,巴尔特对符号学观点最著名的应用,还在于他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深入探讨,这在上述《神话集》的内容里已经谈过,这里不妨再看看他在《符号学原理》里的一段论述:
  最有趣的系统,是那些涉及到不同实体的复合系统。在那些至少属于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复合系统如电影、电视及广告中,意义的表达赖于图象、声音和画符的协作,因而要确定这些系统中的语言事实与言语事实的类别,时机还欠成熟。一方面,我们还不能断定每个复合系统中的“语言”到底是原创还是仅仅由其中的各种辅助“语言”组成;另一方面,这些辅助语言还未曾得到分析(我们了解语言的“语言”,但不了解图象和音乐的“语言”)。至于报刊,尽管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一个自主的意指系统,但即使仅考虑其中的书写部分,我们也还几乎完全不了解似乎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语言现象:内涵,它指的是从本来的语言系统展出具第二层意义的附属系统。(23)
  总之,巴尔特通过对各种生活符号的破译向人们表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由纯粹事实所组成的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由种种符号所形成的意义世界,我们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不停地对这些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而全部人类的事务如衣食住行都渗透着编码行为。所以,正如他所说的:
  符号学也许注定要深入到跨语言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总之所有以分节语言为第一实体的意指集成;时而是我们的文明的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也许还包括属于幻想类的内心语言。(24)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11月第1版,第182页。
  (2)同①,第3~4页。
  (3)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67页。
  (4)(5)[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10页。
  (6)同(4),第109页。
  (7)[法]罗兰·巴尔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许蔷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导读”第3页。此译本即巴尔特的《神话集》
  (8)同(7),第200页。
  (9)同(4),第112页。
  (10)同(7)190页。
  (11)[英]约翰·斯特罗克编: 《结构主义以来 》 ,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7页。
  (12)同(1),“译者前言”第8页
  (13)详见王东亮为其三联版《符号学原理》写的“译后记”。另外,我国大陆现在已经出版过三种《符号学原理》的中译本,一是董学文等译、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符号学美学》,二是李幼蒸译、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三是王东亮等译、1999年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符号学原理》。
  (14)[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第39页。
  (15)同(14),第85页。
  (16)同(4),第135页。
  (17)同(7),第167~168页。
  (18)同(8),第173页。
  (19)同(7),第175~187页。译文个别地方做了自以为是的修订。
  (20)同(14),第83~84页。
  (21)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2页。
  (22)同(14),第55页。
  (23)同(14),第20页。
  (24)同(14),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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